从“无名”到“有名”: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与传统画学研究相比,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史研究在视野、对象、理论、方法上体现出显著的现代性,“无名”艺术进入“有名”艺术研究殿堂,成为中外学界关注的研究对象。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中国“无名艺术史”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过往所不具有的人文内涵,其关注点不在创作主体的个性流露,学术取向也不在于对象“有名”或“无名”,而是从创作共性角度去看待整体的艺术流变趋势。正是基于此,“无名艺术史”的研究与书写范式部分取代传统范式,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史的中西方学术对话桥梁,凸显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双重特征。

M.E.罗樾(1903-1988):慕尼黑与中国艺术史原理

马克斯・罗樾(Max Loehr)是海外第一代中国艺术史学家,他兼容中西,影响深远,不仅熟悉中国文化艺术,而且直接承接沃尔夫林(Wollfflin)和巴赫霍夫(Ludwig Bachhofer)以来的德语艺术史学传统。译者在哈佛访学期间,同时也为自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中国美术史学的自主体系研究”搜集相关材料。期间读到的这篇评述,脉络清晰,辞简意远,可视为罗樾中国艺术史学思想的一个“导论”。本文最初由克里斯汀・希尔(Christiane Hille)德语写作刊于《艺术编年史》(ZI-Kunstchronik)2018年4月号,后由理查德・乔治・艾略特(Richard George Elliott)英译刊于《翻译艺术》(Art in Translation)2022年第3期。

百年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知识谱系和方法论反思

英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脱胎于西方艺术史研究,发端于海外博物馆鉴藏体系。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起步探索期到二战后的发展鼎盛期再到80年代以后的多元化时期,历经艺术史的学科危机和新旧艺术史的分野,多元开放的艺术史格局逐渐形成。百年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从风格分析、图像阐释、原境分析到艺术社会史,生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自21世纪以来,跨文化、空间转向、全球艺术史与多元文化的新趋势出现。本文回溯了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知识谱系、发展分期和方法论的演变,旨在从学理层面宏观把握其脉络走向,为当下尚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本土艺术史学科的话语体系建构和方法论创新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国艺术史概论》著史方法分析

20世纪以来,随着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洗礼,民国政府对美育逐渐重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书写呈现百花齐放的面貌,可分为四种类型:传统型,欧洲模式,日本模式,苏联模式。学术界对前三种类型的论述较多,而《中国艺术史概论》采用从苏联继承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美术通史,是民国美术史写作新的尝试。与同时代美术史相比,《中国艺术史概论》在著史方法和结构体例上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与学术意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钧初(胡蛮)、王朝闻、李浴的美术史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从文化套式到价值投射——20世纪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中的两个误读

20世纪英语世界的部分汉学家、艺术史家在文化套式以及艺术史学科的框架体系中,以自我文化为参照,用机械进化论与历史决定论拟构了中国艺术的“时间形状”,在对中国文化的偏执预设中得出“中国艺术衰落论”和“中国艺术家重模仿”两大误读。他们在文化套式的作用下,把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家重构为“颠倒的自我”,由此保持了自身与他者的距离,曲解了中国艺术的历史面貌和中国艺术家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对中国艺术传统的浅层搁置与非本质类比。

中国艺术史的第四种叙事方式:基于全球视野的中国艺术本体性差异叙事初探

在过去的100年里,存在三种中国艺术或中国艺术史的叙事方式,分别是西方中心主义、中西对称主义与中国中心主义。但这三者都基于错误的本体性假定,无法摆脱叙事者的价值倾向。与之相对,从本体性差异的角度讲述中国艺术,可能是一条能够避免上述问题的新路径。

“新子學”的中國文化重構與中國藝術史研究的互鑒

“新子學”旨在對中國學術文化進行重構,其核心路徑是子學精神。子學精神的内核是人文、創造、多元,這與中國藝術史的發展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藝術精神相契合。從中國早期藝術史發展歷程看,子學精神與藝術史中的人文共鳴傳承,使得人文創造成爲那個時代的一種審美情懷,出現了藝術上人的主題的湧現,和造型設計上對人需求的回應,也奠定了早期中國藝術中審美的人本主義。同時“新子學”主張的多元創造也是中國藝術史發展的基石與源動力。雖然在幾千年文明傳承中子學精神因受經學思維遮蔽時隱時現,但在藝術史發展脉絡中它一直作爲一股很有生命力的力量傳承推動着整個藝術史的發展走向。“新子學”目前也呈現出多層次、多向度發展的趨勢,其中哲學化、政治探索、數字人文爲近年來的熱議點,相關動向值得注意與反思。

方寸之间的刀情石趣——概览《极简中国篆刻史》

202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极简中国艺术史”系列丛书纳新一本小书——《极简中国篆刻史》。书虽“小”,却精选了从殷商到近代的700余幅精品印面、200幅边款。虽是“极简”,却将篆刻艺术的起源与发展深入浅出地说了个透彻明白。

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方法探讨——以柯律格为例

20世纪以来,西方出现一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专家学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使他们多阐发新的见解。柯律格就是其中一位,他突破传统艺术史的局限,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结合社会史、人类学、视觉文化等角度撰写对中国艺术的理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该文围绕柯律格的主要著作,分析其学术观点,以惠学人。

设计史:一部艺术史的共同书写

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流传有序的书画史曾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书写的经典范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不断出现的考古新发现,墓葬出土的壁画、帛画、屏风、画像石、画像砖、铭文碑刻等逐渐融入中国美术史书画的范畴,成为和流传有序的书画并立的艺术史书写载体,即巫鸿先生提及的“黄泉下的美术”。介于中国传统艺术审美对于书画“神品”“逸品”等的追求,以及对于“匠”的偏见等因素,“物”的研究常散见于工艺史、金石研究或纳入民俗学等,而这些传世或出土的“古物”,作为历史的在场者,也是参与历史进程的“实物”,更是折射社会审美风格变迁、见证历代艺术多重媒介技术成就的“艺术品”。

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与结构研究

艺术作品、艺术家、文献、史境与文化逻辑,是构建中国艺术史学体系的五大要素。首先,艺术作品无疑是构成艺术史学的核心要素,没有艺术作品就没有艺术史学的主体;其次是艺术家,艺术家是作品的创作者,没有创作者,也就没有产生艺术活动历史的主体;再次是文献,文献是印证艺术作品与艺术家历史活动关系的重要依据,缺乏中国艺术文献的艺术史是不完整的,也是难以可信的;前三种要素需置入史境中才能准确呈现其面貌,并得到正确的诠释。这四大要素贯穿于中国文化逻辑结构与历史路径并不断地演变,生成了艺术历史变迁路径的体例与结构轴线,显示出中国艺术史学的文化整体感,形成整合复数的中国艺术史的形状。

中国艺术史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艺术史,都是以自己的文化脉络和文化路径构建的艺术史。中国传统文化脉络与路径是建立中国艺术史学的基础与文化根本保证,中国艺术史学只有在自己的文化逻辑的路径基础上,才能构建出自己的艺术史,其史学体系和史学体例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中国艺术史学的体系、结构、体例,包括对艺术的理解与阐释,必须要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演变与发展逻辑,而西方的思想、文化框架与路径,代替不了也不符合中国艺术史学的发展与演变规律。这就是中国艺术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本质联系。

真伪·风格·画史——方闻与中国艺术史研究

在现代学术研究中 ,中国艺术史是一门新的专业学科。它在过去的数十年间 ,得以由传统的传记形式 ,发展成为具有高度学术性与科学性的一门学问 ,实与美国华裔艺术史学者方闻的努力有关。方闻以西方方法学为参考 ,针对中国画史的性质 ,提出具体的研究方法 ,希望重构可靠的中国绘画史。本文重点阐释方闻所提出的有关实物鉴定与风格分析的主张及内容 ,并论述他如何从文化角度看中国艺术史的过去与未来 ,从而为方闻于推动中国画史研究的贡献 ,作出评价。

中国艺术史体例与史料关系研究

史学体例与史料紧密关联,有什么史料就有什么史学体例;反过来,史学体例也决定了选取什么史料。当今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需要有符合自己文化史学系统与学科范畴的史学体例,依据自己的艺术史料建构史学体例,避免用西方现代思想体系和西方的史学体例代替中国文化史学系统和史学体例,也不依照"他者"体例来框选史料,这是构建中国艺术史学体例的根本。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是在中国文化系统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范畴中建立起来的史学的体例,一旦体例确立就需要寻求新的"整合复数"史料形态的脉络与秩序,使整合复数形态的史料与史学体例之间构成互为相塑的关系,在这种互为相塑关系的结构中形成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学观。

问题与方法：中国艺术史研究答问(上)

翻译这篇访谈,同时也怀着感动的心情读览和体味了一位海外中国艺术史学家一生概略的学术经历和他坦荡的学者情怀。方闻先生受学且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半个多世纪浸濡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经历,使他当之无愧成为西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泰斗。访问者谢柏柯先生现任普大艺术考古系讲座教授,唐氏东亚艺术中心主任,曾是方闻先生的弟子。而今亦是普大乃至西方中国艺术史研究极富开创精神的学者。国内很少见到这种同行间亦师亦友的"厚重"访谈,这也是译者为什么在此将其作为一篇学术性极高的文章推荐给读者。这篇体现方闻先生一生治学经历和学术精神的长篇访谈,是为2006年4月在普林斯顿大学麦考司大楼(McCosh 50)海默会议室(Helm Auditorium)召开的庆祝方闻先生荣休的"天桥"国际研讨会而作。"天桥"国际研讨会是对方闻先生执教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45周年,并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出任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特别顾问及亚洲部主任(1971-2000)的贡献致敬,由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主办,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和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协办。该篇作为研讨会会刊的首篇报告面世。

史境求证:中国艺术史建构的基础

中国艺术史学的研究与建构需要大量而充足的史料(作品、文献),所使用的"史料"必须是真实可信的。历史上有不少伪造文献和伪作,给史学的研究与建构带来了干扰和难度。无论是何种专门史的建构,都需要对所使用的"史料"进行甄别和鉴定。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同样如此。"史境求证"是研究与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一项基本工作。"史境"这一概念,包含了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历史政治与经济环境和历史文化交流环境等,即强调历史中各种环境之综合。史境与史料(作品、文献)直接发生联系,没有脱离"史境"的"史料",也没有无"史料"的"史境"。故此在"史境"中考证史料的真实性和解读其各种含义,史料才是有效与有价值的。"史境求证"是建构中国艺术史的一个有效的基本工作。

书画同源与观象取形:中国艺术史观与方法研究中的重要审美范畴

书画同源与观象取形,都是中国艺术史观与方法研究中的重要审美范畴,也是对于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这两种极具代表性的中国艺术形式之审美文化源头的形象说明。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在最初起源、用笔造型,以及在后来的发展中以书入画以及评品标准与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相同相近的地方。书画同体或书画同源都是我国书画美学中的重要范畴。书画这二种不同的视觉艺术形式,虽各有其艺术审美特征,但在古代绘画被看成是"图形"、文字书法被看成是"图识",是"图载"中的两种重要形式,前者是"应物象形"。后者是"依类象形",都是观天察地、观象取形的结果。汉字是象形文字,具有视觉图形的审美特征,因此,中国的文字和书法就有了审美艺术形象。它具有空间上的构架形式,其点画结构组成了类似于绘画平面空间中的对比、疏密、长短、曲直、倚正、虚实等形式关系和审美关系,是中国特有的民族艺术形式之一。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视觉艺术形式,各有其艺术审美特征,但由于历史上两者之间紧密的联系,形成了不少带有共性的审美理想,这两种艺术相互影响、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国艺术史中有关艺术审美范畴的两个关键因素,成为中华民族两种重要的视觉艺术形式或造型艺术形式。

中西方学术比较视野下的中国艺术史研究

中国传统一直存在他律性外向艺术观和自主性内向艺术观。自清末民初西方的艺术观传入中国后,前者仍然延续,后者则被断裂。西方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得益于艺术史学科的转向以及其他学科的启发,包括中国博物馆和考古文物等出土资料的开放等因素。但是,引入西方的研究方法,需要遵守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本土"家法"和学规,以艺术和审美为中心,借助风格、空间、色彩等艺术分析手段,考察艺术风格形成背后的宗教、社会、礼仪、政治等因素,小心谨慎地进行跨学科研究。由此,既保持中国艺术史学成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又使其在与其他人文学科交叉研究中保持自身边界。

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问题

如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要求的中国艺术通史,改善目前中国艺术史所处的门类史、专史研究状态,是近年来国内艺术史学界始终在探讨的重要问题。依不同的学术观念,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道路可有多种选择。文章借鉴文化学的研究观念与方法,提出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思路与研究课题,以推进中国艺术史研究。

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可能性、路径及艺术史学

中国艺术史学科虽然自成立以来就遭受质疑,但也不难予以合理的回应:西方的艺术史正在从艺术门类史而变得越来越具有艺术门类综合性和文化多元性;中国自身的文化、学术及艺术传统本身则具有艺术史书写的动力。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可能性来自于两方面:艺术史学科制度建立本身,中国式门类艺术汇通及古今学术汇通传统。艺术史学科路径可以有门类艺术史、宽视角门类艺术史、观念艺术史、比较艺术史、跨门类综合艺术史等。对艺术史学科路径的反思可能引导出艺术史学--对艺术史研究方法或路径的反思。中国艺术史学科可以由三个分支构成:艺术通史,跨门类、跨媒介或跨学科的艺术史,艺术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