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范式探讨——评《张之洞评传》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经典论断,可以说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源头当追溯至1923年蔡元培的《近五十年中国之哲学》;而这距离1902年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从而引领中国近代史研究风尚也不过相距20余年。无论是中国近代历史抑或思想史的研究,其起源均处于现在公认的“中国近代史”范畴内,使得每一位研究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梳理及分析,在不觉间均带上了自己的时代标签与社会关怀。如今阅读冯天瑜先生于近40年前成书的《张之洞评传》,此种感觉更为强烈;对这本传记进行评价,不免带上对其成书时的学术背景及作者所用史观的分析,进而谈及冯天瑜先生这一代学人的关怀所在,并站在如今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探讨。

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的可视化计量分析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

运用经验总结法,借助CiteSpace软件,对近30年收录在CNKI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的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文献分析发现:研究时序上,可分为萌芽、高速发展、深入研究三个阶段;研究空间上,核心研究者以个别代表性学者为主,机构以师范院校为领军,密切的研究合作网络与群体尚未形成;研究视角与方法上,主观性单一视角研究为主,定量及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多学科融合研究不足;研究内容上,由宏观概括的梳理渐转到微观深入的探究,集中于中国近代教科书编审出版、文本合理性、中国化历程三个方面,所涉科目类属逐渐增多但仍不均衡。今后,需强化教材专业研究机构的核心地位,搭建专业力量协作的研究群体;丰富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视角,建立有针对性的方法论体系;细化中国近代教科书的研究范围,深化教科书研究内容;强化教科书编审研究,拓展中国近代教科书审定制度研究。

从柳叶刀尖到梓人绳墨--医生“建筑师”与中国近代早期教会医院

作为一种新的建筑类型,现代医院在华创建肇始于西医东渐及其空间营建。医学传教运动对此影响深远,教会医院因而成为中国近代医疗建筑的主要类型,其中尤以基督教会的设计实践最为突出。而在中国近代早期教会医院设计中,由于缺乏专业建筑师的介入,医学传教士们不得不承担起诊疗、传教和建造等多重责任,扮演医生“建筑师”的角色。从柳叶刀尖到梓人绳墨,医生“建筑师”在中国近代教会医院设计中的早期探索既体现了西方教会建筑在中国的调适,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医院建筑的类型化发展,是中西医学交流的物质空间见证和中西建筑交流的特殊类型例证。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丛书出版——以民国时期苏州图书馆为例

[目的/意义]中国近代图书馆像其他出版者一样,也出版丛书。民国期间的苏州图书馆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其丛书出版颇具特色;本研究为我国图书馆界在文化传播、培养图书馆人才等方面提供一些借鉴。[方法/过程]采用文献考查法,在叙述民国期间苏州图书馆历史的基础上,主要介绍其出版的“古逸丛书”“吴中文献小丛书”等综合性丛书和“可园丛书”“社会教育小丛书”“江苏先贤像”等专科性丛书的出版缘起、种类和相关信息。[结果/结论]当今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的丛书,或许能通过重演,发现其是否有新生长的可能;在目前提供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中,民国时期苏州图书馆的一些丛书出版,或许能提供某种启示。

近代中国教师发展研究40年回顾与展望——以《教育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以《教育杂志》1909—1948年刊发的关于教师发展问题的文章为中心,对近代教师发展研究进行回顾后发现,其作者包括教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热心教育的期刊编辑、一线教师等,研究主题大致涉及教师准入、教师培养与发展、教师发展保障、世界教育等。近代中国教师发展研究重视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重视教师发展的国内外热点以及教师发展中现实问题的解决。这些研究既勾勒了近代教师发展的轨迹,也推动了近代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未来的教师发展研究可通过以下方式为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赋能:聚焦教师发展目标,加强体系构建和模式探索;聚焦教育热点问题,加强比较教育研究;聚焦教育实践问题,加强对教师自身的研究。此外,教育类期刊也应通过选题策划、栏目设置等途径助力教师发展研究。

“听觉现代性”: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近代中国唱片的媒介实践为中心

“听觉现代性”是19世纪后期出现的听觉文化的的形态与特征,是交叉重叠于“声音研究”“听觉文化”“声音艺术”三者概念间的重要问题域。近代中国的“听觉现代性”在“西物东渐”“西乐东渐”“西学东渐”“西凤东渐”等多重要素交织中萌生。从唱片、留声机传入中国起,在近代中国唱片史上,“听觉现代性”呈现出人类学、商业运营、大众文艺、革命诉求等不同特质的驳杂图景。思考“听觉现代性”的内涵,以当代意识反思近代中国唱片的媒介实践,探讨其与培育现代人格的联系,具有升华“听觉现代性”理论内涵的价值。

近代中国探寻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路

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创放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大历史”中和近代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来认识,能更历史地、深入地、科学地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源头、历史积淀和历史升华。近代中国探寻实现现代化,从“器物”图强方案到“改良”图强方案和“西化”图强方案,再到“自主”图强方案,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艰辛探索,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近代中国探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转折点。正是在近代中国前赴后继探索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历史积累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尤其是进行改革开放,终于成功开创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近代大学导师制实施的缘由、特征与影响

中国近代大学导师制这一创举高等教育制度的实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也有其独特的特征。创举虽然留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但是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其效果却是差强人意。而近代导师制又是西方导师制、中国古代训导和中国现代导师制之间的中间环节,因此有必要对中国近代大学导师制实施的缘由、特征及其影响展开研究与探讨。

含章可贞:杨海樵先生对近代中国乡村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民国时期河北献县乡贤杨海樵先生关心地方文化事业发展,以一己之力在丰尔庄创设了根植乡村、免费借阅、嘉惠士林、福泽乡民的海樵图书馆。杨海樵先生不仅是勇猛精进的乡村图书馆实干家,还是富于卓见的乡村图书馆思想家。他提出的推行农村教育首宜发展农村图书馆、善借长风重视乡村图书馆宣传工作、面向价值共创与乡村学校开展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等理念,不仅具有时代先进性,对于当今乡村图书馆事业发展亦具重要参考价值。

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的形成和演变--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为中心

在唐通事的基础和框架上形成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体系,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是1873年诞生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历史上一般把它分为两个阶段或两个时期:前期为1873年6月(也有说8月)创立,至1886年取消,一般称为旧东京外国语学校(简称“旧外语”);1899年再度复活,规模更加整齐,一直延续至战后,一般称为“新外语”时期。学校内所设的汉语部,是近代日本最大的官办的中国语教育机构。与几乎同时期的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方体系的外国语教育兼有文明传播的功能相比,中国语教育基本上只是止步于一种外交、贸易诸领域的实用性的语言教育。对东京外国语学校以及相关的官办中国语教育机构的沿革变迁的考察,大致可把握整个日本近代中国语教育演变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特性。

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中国近代史探究——评《中国近代史》

从鸦片战争爆发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也对整个亚洲乃至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段动荡的历史时期,中国也孕育着一系列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种子,这些种子催生了中国近代史上众多的反抗运动和革命斗争。而这些运动与斗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深刻探究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轨迹的著作,其章节设置以及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深入分析,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脉络,展现了中国在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演变过程。

学人日记视域下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历史影像”

中国近代史学转型需要置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要特别关注史学转型的本土因素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从本土、域外两个因素深入探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真相,既重视史学转型过程中的“他者”,也不能忽视传统史学中的“近代因子”。中国史学转型,外力只是推动作用,内部所酝酿的近代因素和自身对近代性的追求才是根本动力。中国历史学家构建的“新史学”模式和资源,主要来自欧美和日本。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绝不是简单地移植和仿效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而是在融合中西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内在的需要有选择地建构的。如果只关注西方学术输入的作用,忽视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近代因素”,则将不可避免地落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解释模式。

中山纪念与市政改良:岭南近代中山公园的创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政府把对于孙中山先生的纪念跟市政建设结合在一起,一系列中山纪念建筑或空间场所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其中以中山公园的分布最为广泛,而岭南地区尤为突出。选取岭南近代59座中山公园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调研回溯中山公园创建的缘起,并从筹建与选址、空间的建构及功能多样化三方面论述其营建特征。研究表明:1)中山公园经历了从中山纪念到与市政治理结合的过程;2)中山公园在筹建方式上表现为政府与市民的共同参与,它们多选址山水形胜处,且部分位于城市中轴线上;3)中山公园通过空间建构积极推广了孙中山符号,赋予了城市公共空间新的内涵;4)中山公园采取了功能化的空间配置方法。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理解岭南近代中山公园的营建逻辑及岭南园林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同时也能为当今纪念性公园的建设提供思路。

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概念的形成、演变和传播

在学术史上,中国近代的学术术语或概念的形成,并非理所应当和顺理成章,而是有着复杂的背景和长期演化的过程。作为当今通行的专业概念和学科名称,“中国近代史”的形成也经历了微妙的选择和复杂的过程,其背后既有古今词汇的跳脱和对接,又有中西概念的碰撞和传移,还有“文化二传手”日本因素的介入和纽结。其概念的定义产生分歧后,不同的解释和书写模式随之形成,加上所代表的不同政治力量的介入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得“中国近代史”概念及其学术体系的传播分途而进。然而,为了了解和批驳对方的理论和观点,彼此又不得不阅读、参考对方的著作,甚至吸收对方的优点,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概念、体系交叉传播的情况。

蒋廷黻与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

蒋廷黻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是其在中国近代外交史领域的重要贡献之一.具体而言,蒋廷黻基于对外交史料的重视,推动了近代中日关系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把握与引领学术前沿,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著作进行学术评介;探索以朝鲜问题和东北问题为核心议题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学术化书写,强调“近代化”对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并从东亚变局出发阐释甲午战争划时代的影响.蒋廷黻从近代中日关系史和两国历史对比出发,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必败命运,并提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战略.

“把吾国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接受考古专业训练之前,夏鼐求学过程几经转折。由国难刺激而激发的忧患意识以及渴望获取历史知识,是他择定转入清华历史系的主要原因。他侧重研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和经济史,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当时均有新意。他不仅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要性,并重视利用新材料、综合比照中外资料以求得较准确结论,希望将中国史学特别是近代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专攻中国近代史并有研究心得,可视为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期间培养史学人才的成效。这一学术训练,也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考古学研究。

科学、法治、新故事:近代中国侦探小说三题

在近代中国,侦探小说备受青睐。作为舶来品,侦探小说从译介到仿作再到创作,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其间还掀起了一股“侦探小说热潮”。近代中国侦探小说包含三大要素:法治、科学、故事性。法治是侦探小说产生的基础,科学手段是侦探小说侦破案件的关键,同时这二者又促进了侦探小说故事性的构造,三者存在内在逻辑性,并构成递进关系与综合关系。这些侦探小说大力促进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的法治期待,大力促进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也积极培养了近代中国的广大读者对新故事的审美追求,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卫生意识与近代中国食品市场的规范化塑造——以近代天津市汽水业为例

现代政府以行政和技术手段对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其中包括对商品卫生的监督和对商家的追责机制。汽水是近代中国最早立法管理的饮食种类之一,由于无法对汽水加热杀菌,其制造原料清洁与否与民众健康关系甚密。随着近代健康知识的普及,汽水中的细菌对消费者的威胁引起政府和民众的关注。汽水厂对用水的净化和较好的生产环境能减少细菌对汽水的污染,其产品卫生随之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要手段。卫生部门制定汽水卫生标准,以生物、化学参数定义汽水的市场准入资格,并规定了对违法者的追责办法。以细菌鉴定为主的化验成为判定汽水质量的根本途径,保障了汽水市场的规范化运营。

邹秉文与近代中国涉农机构之创设

自古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地位日渐衰落,固守传统的耕作经验方式,缺乏科学知识、现代技术和机器的有力支撑,为其主要原因。著名农学家邹秉文主持创办中央农业实验所、棉花、畜产检验处、上海商品检验局以及上海商业银行、农业贷款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一系列现代涉农机构,致力于推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农业金融发展,对改善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不利地位,解决农业改进资金问题,推动区域乃至全国农业的改进和发展起了积极有效作用。

中国近代工程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中国近代工程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其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本文尝试从其学科定位、历史分期、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等几个方面提出几点思考。工程史作为科学技术史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涵盖工程项目、成果、资料、组织、人员和教育等多个方面。中国近代工程史的时间跨度为1861年至1949年,可划分为萌芽期、草创期、开端期和发展期四个阶段,反映了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研究视角可从全球史、文明史和革命史,旨在从多个维度揭示中国近代工程史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通过抢救整理工程档案资料,开展行业或区域工程史研究,最终构建全面系统的中国近代工程史,以史为鉴,为实现现代化国家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