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日记视域下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历史影像”

中国近代史学转型需要置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要特别关注史学转型的本土因素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从本土、域外两个因素深入探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真相,既重视史学转型过程中的“他者”,也不能忽视传统史学中的“近代因子”。中国史学转型,外力只是推动作用,内部所酝酿的近代因素和自身对近代性的追求才是根本动力。中国历史学家构建的“新史学”模式和资源,主要来自欧美和日本。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绝不是简单地移植和仿效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而是在融合中西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内在的需要有选择地建构的。如果只关注西方学术输入的作用,忽视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近代因素”,则将不可避免地落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解释模式。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疏离宏大叙事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现状及思考

近十几年来,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疏离政治史、革命史的宏大叙事,通过拓宽视野,在对史学本身诸多具体史事研究中取得新成果,同时出现了以现代化、科学化思潮研究为线索解读史学发展过程,并深层嵌入微观历史,尝试进行以新思路重新解读史学史的新叙事探索。同时也出现关注研究范式和理论探讨"重返宏大叙事"的呼唤。认同多元境界,以不同的叙事探索与具体微观研究并行,有利于推进史学史研究的深入。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与近代史学新领域的拓展

一门学科要有开拓和突破,既需要拓展自身的研究空间,亦需要深入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史。近代史研究是这样,翻译史研究亦如此。翻译活动在中国有着近3000年不间断的历史,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新近面世的《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一书以"起承转合"为线索,将20世纪(1902—2000)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演变过程,从清末起步、发轫,到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中国两岸三地汇合、会聚的过程,作出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全书以翻译史研究论著为主要资料,结合其他文献,首次勾勒出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脉络与系谱。中国近代史学,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方法上,都需要拓展自身的空间,如何拓展近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专门领域,深入到近代其他专门学科的史学史研究,该书作者作了一次初步的尝试。

史海津梁:历史辞典与中国近代史学

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浪潮中,历史辞典汲取域外辞书资源而发生,顺应新史学思潮而发展,成为历史著述的新形式。时人围绕历史辞典的编纂多有创议,也作出了初步探索,有《中华历史地理大辞典》《中国历史小辞典》《历史小辞典》三部专科辞典面世。历史辞典汇集了特定时代的历史知识和思想观念,在史学成果的再生产中订正旧学、增益新知,拓展了向社会大众传播历史常识的广度,对于形塑国人的历史知识系统和世界历史图景也有助益。

吴泽先生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

吴泽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在中国古代史、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等众多领域建树丰硕,而且在中国史学史领域尤其是近代史学史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成为这一学科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先生在近代史学史的研究中,十分重视对近代史家史学思想和历史观的探讨,尤其是把史观置于史学思想的核心地位而加以重视,使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走出了初创时期＂要籍解题式＂的窠臼,对于推进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及其研究的规范化起到了引领方向的作用。重视对近代通俗史学的研究,把它纳入史学史研究的范围之内,极大地拓展了史学史的研究内容。

成一家之言——齐思和论中国近代史学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史坛出现了总结百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热潮,齐思和积极参与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题,他对中国近代史学的探讨,集中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趋势、存在的主要史学流派和问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国近代史研究必须去西方化

中国近代史学界对西方中心主义有一定批判,不足在于对于西方中心主义在新中国建国前的学术主宰以及建国后对国外去西方化的报导及推进等梳理不够。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主要表现在其提供了一个学术发展的原点以及方向,学术界自觉自愿遵从,且形成了惯性和自然,而不自觉。对国外去西方化的报导,新中国建国之后一直未曾停歇。报导之余,我国史学界还致力于抵制西方中心主义,努力推进去西方化。中国近代史学若要再中国化,就必须去西方化。

论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

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主要体现为一个过程,其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理论和方法多被中国近代史家吸收和借用,由此使得史学的内容、理论、方法、功用和价值体系等均发生了多重面、多向度的变革,从而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和科学化走向。

新史料的发现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

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新史料的“发现时代”。这里所说的史料发现包含的内容是广阔的,不仅有甲骨卜辞、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异族古文字、各地出土的古铜器、新旧石器时代的地下遗存、猿人头骨与牙齿。

努力吸收学界成果,持续提高《辞海》中国近代史学科条目质量

当今时代,人类知识生产、传播与创新,鲜明地呈现以下四个特性:知识更新快速性、知识总量无限性、信息发布随意性、知识真伪难辨性。知识分科越来越细,知识更新越来越快,更新周期越来越短。人类知识分为三大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数理化天地生医农,文史哲经法社教,每一门学科下面不知分出了多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以历史学而言,大而言之,可分中国史、世界史,再细分,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还有城市、乡村、社会、区域,古代还可以按时段,先秦、秦汉、唐宋元明清,一直细分下去。

内容鸿富议题多元——评“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

2018年12月,王东、李孝迁两位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12种14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丛刊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中心成员以及学界同仁整理编校,有关中国近代史学的系列文献,包括未刊讲义、报刊论文、旧译著等稀见史料,其本旨在于为中国近代史学史学科向纵深推进提供丰富的史料支持。

史观·史料·史学流派:中国近代史学审视与阐释

中国近代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以史料之丰富、史观之多元、史学流派之异彩纷呈而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在中国近代史学百年历程中,积累了丰厚的史学遗产,对其进行梳理挖掘和重新诠释与分析,不仅必要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近代史学处于新旧转换的时代,中西史学碰撞融合,新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不断涌现,新史料的出现开掘出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历史解释、史学批评展现出新的时代特色,凡此种种皆表明近代史学研究富有活力且值得深入探究。

中国近代史学与文化自信的重建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基本的精神动力,能够促进民族在未来的继续发展,是一个民族具备的基本信念。本文对中国近代史学与文化自信的重建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论郭廷以“史事日志”系列写作

郭廷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所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等多种编年系事型作品,嘉惠学林甚多。"日志"体裁的写作,几乎贯穿郭廷以学术生涯的始终,堪谓其史学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种。他认为史事日志等于"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或曰"近代中国史的工具书",由于强调历史事实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故视此史学体裁特别重要。考察郭廷以撰写"史事日志"的具体缘起和过程,并以此为中心重建近代史研究前辈学术交往的史实,可由一个重要侧面了解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早期发展的特点,并对当下研究有所启发。

陳寅恪治學興趣和研究轉向再議:以20世紀二十、三十年代爲中心

近代學者陳寅恪以其史學名世,但他治學的方向,經歷了幾次明顯的轉變。陳寅恪自早年在海外求學開始,專注學習外國語言,以文字學(philology)的研究爲專攻,歷史學爲輔。1919年他在哈佛求學,與白璧德(Irving Babbitt)晤面,討論佛理,由此而專研亞洲文字,以漢朝以降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爲對象,直至任教清華期間(1926—1937)。但抗戰的爆發,迫使他轉向隋唐史,基於通史類的著作,撰寫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二書,對隋唐史的演變,做出了宏觀、通貫的獨到解釋,確立了他在史學界的地位,其國際、國内影響延續至今。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加快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明确目标。总结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相关的学术收益,能为今日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带来些许启示。

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三条路径

清季以来,政治、学术、文化、思想诸领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新旧对峙。新学对旧学的挑战激起旧学各方的应对,接连不断的以“新”或“现代”为名的各种学术文化运动,又加剧了新旧之间的紧张。就历史学而言,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已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至1933年朱谦之创办《现代史学》杂志,仍声称“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1))更有甚者,讽刺旧史家“妄自倨傲,旁若无人,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鼓吹,与文化史家之新运动,均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旧的观念仍牢不可破;但现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后性,而不为时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学本身存在之虞”。((2))这种新旧对抗视角下的学术观察与叙述,虽也道出了事实的一个面相,却可能忽略了近代与传统之间至关紧要的关联。传统确曾一度“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它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形塑了近代。如福柯所言,传统让我们可以“毫不间断地追溯着对起源的永无止境的确定”。((3))那么,传统是如何进入近代史学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萌发与成长中,传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何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4))成为可能?思考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路径,看清中国史学的学术底色,构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无疑是必要且迫切的。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史学思想文化背景探析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风起云涌的变革大潮中,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学等都步入了现代化的征程。与此相伴,中国的美术史学研究也在此种背景下实现了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探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术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文化背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史学的牵引,二是新式美术教育与出版机构的推进,三是近代美术考古学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