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回顾

20世纪是中外史学交流最频繁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外史学交流所表现的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 ,与社会历史变革、世界史学趋势和中国史学自身的蜕变发展息息相关。中外史学交流的密切程度与各自史学的繁荣程度相辅相成。了解和总结这段时期的中外史学交流 ,对我们今后的史学发展有可贵的借鉴意义。

中外史学交流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推动——以围绕罗森研究的中日史学交流为例

中国历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 ,要把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 ,放在世界全局和国际关系的格局之中 ,从各种角度去考察分析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关系 ,同时从各个角度对中外历史进行深入的比较剖析 ,为此必须积极开展国际文化学术交流。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 ,中外史学交流也日益频繁 ,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史学研究 ,对罗森的研究 ,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中外史学交流与徽学学科建设

徽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学科归属和定位十分重要。徽学是一门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体,综合研究徽州整体历史文化以及徽人在外地活动的历史学科。严格意义上说,徽学应当归属于历史学的专门史研究范畴。正是中外交流的开展,才使徽学最终成为一门学科,并逐步走向成熟与繁荣。

法学与历史学的交流——“历史比较视野中的普通法与大陆法”学术研讨会侧记

2017年4月22日，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了一场“历史比较视野中的普通法与大陆法”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法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研究英国法律史的中青年学者，展开学科间的对话，增进学科之间的相互了解，以期达到相互补充、拓展视野、融会贯通、共享研究成果的目的。

新视野 新领域 新路径——张广智教授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读后

张广智教授主编的《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一书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当今国内学界中外史学交流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通过转换研究视角,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重新发掘旧有史料价值,同时积累和扩充各种新史料,立足于实证研究,结合宏观论述和微观个案、历时性梳理和共时性考察,向我们摹绘了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的壮阔图景,不仅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同时也为构建中外史学交流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摹绘中外史学交流的壮阔图景——评张广智《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

学术界一般将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轫;但学科意义上中国现代史学的真正成立,似应迟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夜。倘若撇除了域外史学的熏沐与浇灌,“五四”前后建基的中国现代史学体系几乎无从言说。在史著体例上,如今中国史学须臾不离的章节体、教材体、论文体,都是直接由西方史学输入的。也就是说,不仅在研究体制上,还是在著述范本上,中国现代史学都经历了一个域外史学体制本土化的曲折过程。

从中外比较中认识中华文明——《不尽的江河不断流: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6月17日,“《不尽的江河不断流: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与会学者讨论杨共乐教授最新出版的著作《不尽的江河不断流: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现将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中外史学交流格局中的中国思想史论述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因与外国史学交流,出现了许多大变化,包括一些新的分支学科,例如"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等都是。中国古代本来没有这样通叙型的专史,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因新式学堂教育之需要,故参考着外国相关论著来试着编写。从胡适、冯友兰以降,皆是如此。故其论述方法与述史架构,亦深受外国史学之影响。

从中外学术交流看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嬗变——读《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1840-1927)》

赵少峰所著《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1840-1927)》论述了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该书以时间为序,以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的变革为两条主线:一方面从纵向上分析了1840年以前西方史地知识的输入到20世纪初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传播,近百年来西史东渐的内容与特点;另一方面阐释了中西文化交汇、西方史学观念的输入对中国史学演进产生的重要影响,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在新旧、中西之间的复杂景象。通过对此问题的全面分析,作者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崭新的研究视角,揭示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嬗变的整体面貌与发展规律。

文明交流互鉴中的西方史学史——访张广智教授

张广智,1939年生,江苏海门人。1964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毕业,1967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史学史。著有《克丽奥之路》《西方史学史散论》《超越时空的对话》《克丽奥的东方形象》《徜徉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另著有《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与张广勇合著)、《现代西方史学》(与张广勇合著)等。主编《西方史学史》(第一至四版)、《西方史学通史》(六卷本)、《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等。2018年11月,被上海世界史学会授予“终身学术成就奖”。

中外教育比较史研究偶思——评王小丁博士《中美教育关系研究》（1840—1927）

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两国的交流和对话对世界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两国关系的研究源源不断，包括中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外交关系、军事关系等，但对教育关系的研究却比较薄弱。王小丁博士撰写的《中美教育关系研究（1840—1927）》行文流畅、逻辑严密，结构清晰，充实了这方面的研究。该书即将付梓，惠泽学人，丰富了中外教育比较历史研究，弥补了教育交流史研究的不足，可喜可贺!

从二元对立到多重层次:关于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思考

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发展历经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实为中西史学比较。中国史家以西方史学为进步的典范,将近代西方史学之长处与中国史学之短处相比。西方史家则在对中国史学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作出一些自我中心主义的批评,以此突显西方史学领先于非西方世界。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史家尝试探索中西史学之间的相似性,并展现复杂而多面的中国史学。身处西方学界的华人学者对此贡献尤多,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史学的新解读也值得关注。笔者提出了两点关于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展望:第一,构建多层次的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体系,将中西史学比较与东亚内部的史学比较有机结合;第二,结合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更为灵活地确定比较单元,尤其是采用专题的形式开展中观层面的比较。

胡绳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史学交流

作为当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领导者之一,胡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次参加中外学术交流活动,为推动中外史学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他与以井上清为代表的日本史学家结下深厚情谊,推动中日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交流。他支持中国史学界了解并研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拓宽研究视野并吸纳其中合理的部分,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提出中国史学家的观点,推动中国史学自身发展,增强中外史学交流的学术基础。他参与的中外史学交流活动是这一时期学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史学与时代的互动。

史学史研究的传承、变化和路径:中外比较的视角

从中外比较的视野考察,最早的史学史论著见于传统中国,其研究重点之一是历史书写的体裁和路径。刘知幾的《史通》即一例。同时,对历史书籍的归类整理,也蔚为传统。16世纪法兰西史家让·博丹和朗瑟罗·拉·波佩利尼埃尔的著作呈现相似的兴趣,并成为欧洲史学史研究的先驱作品。自20世纪初开始,史学史的研究在欧美卓然成家,成为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但之后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巴特费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所引入的批判视角和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所倡导的“内外结合”的路径,为其主要标志。总之,史学史研究路径的不断更新、变化,不仅显示这一学科的蓬勃生机,而且为其指向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未来。

史学史视野下的中外史学关系研究

中国史学史学科建立至今,在中外史学交流和比较研究中,经历了从学习西方的史学观念和理论方法,到探索中国史学的对外影响,再到重视外国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三个类型。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和"从周边看中国"构想的提出,突破了以往"自我诠释"和借鉴"西方透视"的思维局限,开拓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是当前史学发展的趋势所在。

巴蜀比较文学盛会——记四川国际文化交流暨比较文学研讨会

为推动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扩大四川与国内外文化界和学术界的联系,展示四川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四川国际文化交流暨比较文学研讨会于1995年10月17—19日在四川联合大学（原四川大学）举行。会议由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四川省作家协会和《当代文坛》编辑部联合主办。 在交流中,与会学者对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关于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学者提出,跨越中西方异质文化是中国学派的基本立足点与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突出的特色,并初步构想了中国学派的一整套方法论体系,指出了中国学派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认为目前为了反抗西方强势文化的霸权主义,复兴民族文化,我们应该在文化对抗中吸收别人的东西,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最后达到东西方的沟通。同时还进一步探讨了建立中国学派的理论基础。

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路径问题——以《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朝韩卷》为例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一大重要分支,以中外文学关系之角度切入探讨中国文学之发展体现了在比较文学“跨”(比较文学的跨民族、跨语言、跨国家、跨文化)的意识引导下的国际学术视野,建立起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特色,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领域。“从国际学术史上来看,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交互影响。”

敦煌学与故宫学——比较、回顾及展望

对敦煌学与故宫学进行比较与思考,重点从敦煌学与故宫学的研究对象、内涵之比较、学术历程回顾、前景展望及设想等四个方面来进行探讨。敦煌学与故宫学皆是高度综合性的学问,以大型建筑群作为承载空间,研究对象中均有数量巨大的艺术品、文物及独树一帜的文献。二者的研究历程都肇始于20世纪初国宝文物、文献的流散以及外国学者的抢先研究,激发了中国有识之士奋起直追的意愿;经过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努力,建立起中国学界自己的研究队伍,并最终成立了专门研究和保护敦煌石窟与故宫的学术机构,遂将敦煌学与故宫学的研究一直引领至今。展望敦煌学与故宫学前景,故宫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见证,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故而应当从中国文化整体的视角来研究和发展敦煌学与故宫学。此外,还应加强基础研究与综合研究,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公众普及。

对比较新闻史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探索

比较新闻史学当属广义比较新闻学和比较历史学之间的交汇点上产生的学科。广义比较新闻学是相对狭义比较新闻学(即比较新闻理论)而言的,它包括中外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比较研究。也就是说比较新闻史学研究是比较新闻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比较新闻学研究的基础。比较历史学按照中外历史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军事、心理等范畴,对过去历史加以概括,进行比较研究,其中应该包括对新闻这一社会现象的比较研究,比较新闻史学即构成了比较史学的一个分支。这样,比较新闻史学涉及两大学科,兼有其特点,又自成体系。就我国目前新闻史研究状况而言,无论是从深化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上讲。

关于中外青年比较研究的思考

中外青年比较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仅仅是近两、三年的事情。受课题的重视程度、中外交流的局限、资料情报的贫乏以及研究队伍的薄弱等因素的影响,使比较研究发展缓慢。然而,它在青年科学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地位,其研究也显得较为紧迫,不能不令人给予更大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