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之学术关联考述——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旅日生涯对郭沫若融入国际汉学潮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在日本开启上古史研究,除依靠由经入史的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还利用在日之便利获取近代考古学的新材料和新方法,吸收日本汉学家林泰辅、小川琢治等人的研究成果,撰写出颇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郭沫若同日本汉学界的学派关联看,他倾向京都学派,并与两代京都学人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谊。是故,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

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

中国近代学术与西方汉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学缘关系。以"层累说"为中心理论的"古史辨运动"即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在"古史辨运动"发生之际,胡适、顾颉刚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即是从美国学者迈尔与德国汉学家夏德等人的"疑古"论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而胡、顾二氏继而主张的"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之论则是直接受到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时代》的影响。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美国汉学家恒慕义对《古史辨》第一册的介绍与评价,无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历史或最为诡异的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旨在驳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左传真伪考》,反倒被"疑古派"拿来证明今文家言,以推进"古史辨运动"中关于今古文学问题的讨论。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这一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之间的学缘关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是一个极佳之写照。

1949-1966年苏联图书馆学在我国的传播

1949—1966年,我国通过翻译苏联图书馆学论著、派遣留学生赴苏学习、邀请苏联专家来华、派遣专家赴苏考察及中苏图书资料交换等途径学习和引入苏联图书馆学,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原则研究、图书分类研究、读者服务研究、目录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