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一般例外”条款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视角

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含有一般例外条款的协定数量极少,且条款内容存在诸多不足。为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利合作与发展,平衡保护投资者私人利益和东道国公共利益,中国应适时转变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一般例外条款的立法理念,合理选取修改途径,采用合适的条款表现形式,还要完善一般例外条款的保护目标范围、明确措施实施前提、区分不同保护目标的措施关联性,并补充协定中与公共利益有关条款的内容。

公平与公正待遇:中外双边投资协定的缔约现状和风险防范

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大多规定有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但其措辞和规定方式不尽统一,且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可能使自己面临被诉的风险。我国今后应注意规定相关条款的独立地位、明确其内容、适用条件和例外情况等。同时要研究国际上关于公平与公正待遇的仲裁实践,借鉴和参考其他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有关规定,从而完善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中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以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论投资者功能性国籍冲突及其解决——基于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分析

由于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于投资者的国籍采取了不同的确定标准,因而极易产生投资者国籍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解决投资者国籍的冲突有助于界定缔约方和投资者的权利义务的范围和程度以及投资争议的解决。

中外双边投资协定适用于香港的实现路径

香港政府在缔结双边投资协定方面不够积极,缔约对象单一,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依然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无法为香港投资者在海外的投资提供全面充分的保护。第二代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与港外双边投资协定所规定的投资待遇和投资保护并无本质差别,将它们延伸适用于香港,可以有效弥补香港在这方面的不足,符合香港的利益。目前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践表明中外双边投资协定是否可以直接适用于香港存在不确定性。应对现有中外双边投资协定进行整理,在征询香港特区政府意见后,通过补充议定书的方式将其延伸适用于香港。香港特区政府也可以参与中央政府与其他国家/地区进行的投资协定谈判。

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保护伞条款”研究——从中国作为资本输入国的角度

1998年,中国与巴巴多斯订立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第一次加入了保护伞条款。从此以后,保护伞条款在中外投资协定中出现的越来越多。保护伞条款给中国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和问题,主要是中外投资协定中保护伞条款适用范围措辞的模糊性导致仲裁庭可能应用扩大解释、中国全面接受ICSID管辖后保护伞条款可能导致我国无征兆被诉、条款与最惠国待遇相结合带来连锁多边效应。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中国今后在订立保护伞条款时,应当将条款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国家主权性的条约义务、规定中国法院排他性的管辖条款、设置国家重大安全和最惠国待遇的例外条款,同时,考虑缔约相对方在与我国的双边投资关系中是偏重于资本输入还是输出,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策略。

美国BIT的最新发展及对我国完善双边投资协定的启示

2012年4月22日,美国政府公布了2012年版"双边投资协定"(BIT)的示范文本,替代了原来的版本。其内容细化了规则的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环保、劳工等反映当下国际投资规则发展趋势的规定,对进行中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未来中外投资协定的签订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等环保和劳工的社会问题,如何克服这些弊端,美国BIT的最新发展对我国完善对外投资协定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法制协调及其实现路径--以外商投资法制为视角

粤港澳大湾区体制创新离不开规则与法制的保障。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粤港澳大湾区法制建设宜通过法制协调的方式进行。以外商投资法制为例,粤港澳大湾区法制协调存在三种路径:一为国内法上的自我变革,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核心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大大缩小了粤港澳大湾区投资体制差异;二为区际法制协调,内地与港澳特别行政区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投资协议》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投资协议》,具有统一投资保护规则的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后,区际协调还应当与时俱进;三为国际协定在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协调统一适用,中外投资协定适用于港澳特别行政区符合“一国两制”原则的时代内涵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大局的内在要求,应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