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关税与厘金的纠葛

关税与厘金的复杂关系是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重要问题,从晚清到民国,一直是外交谈判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厘金产生之后,就与海关的子口税产生矛盾,从而产生了漫长的裁厘加税谈判。随着关税地位的上升,中国方面要求关税自主的呼声日渐高涨,于是裁厘加税又转变成列强要求裁撤厘金和中国要求关税自主之间的较量。最后的结果是协定关税和厘金同时废除。从近代关税和厘金的纠葛来看,这是中国历届政府和列强为本国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较量,也暗含了中国政府加强自身统治力量与列强控制中国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关于中外经济关系的理论与政策

本文归纳和阐述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关于中外经济关系的理论与政策。首先研判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及其治理的四种类型,阐述新中国70多年历史分为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和党的十八大后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及其所创造的世界经济发展的“三个奇迹”,先后形成初等富强、次中等富强和世界经济体系“准中心”的中等富强的三个阶段。强调必须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和自主创新的“精益型”高质量对外开放模式,通过对外资、外源、外贸、外技、外汇和外产的适当控制和提升,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其次提出“金融实化论”及其三条基本原则作为“新金融策论”的基石,即造福人民的发展原则、防范风险的安全原则和共商对等的双向开放原则。最后在分析生产、分配、流通、消费领域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论述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若干方略。

从工艺美术看宋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宋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并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极盛。工艺美术堪为解读两宋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成就及其成因的独特视角。两宋时期,城市市民生活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内工艺美术发展到很高的成就。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海上交通的便利成为宋代扩大对外商品输出尤其是工艺美术品输出的有利因素,工艺美术品遂成为增进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促进中外经济合作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研究

建立在商业化基础上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将伴随着金融创新和业务品种多元化出现业务综合化趋势,并且伴随着资本市场融资能力的强化越来越多地向资本市场渗透。随着金融国际化程度的提高,需要进一步加深对市场机制的研究,并且将成熟有效的国际资本市场运作纳入市场化的风险管理和战略选择之中。因此,寻求市场化的政策性金融改革方向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程恩富教授的中外经济关系思想研究

程恩富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和享有世界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不仅创立了“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在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贡献颇丰,而且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上都有自己的建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程恩富教授有关世界经济和中外经济关系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美元霸权、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思路、新帝国主义论、新开放策论和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人民币区域化以及对外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首先要受到国际经济体系结构性因素的严重制约,其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都要建立在对这种国际经济体系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需首先对程恩富教授有关当代国际经济体系的研究进行述评,然后再讨论他的新开放策论等对外经济关系及其战略思想,最后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提出笔者的看法,以求教于程恩富教授和国内经济学界。

中外经济型快捷酒店比较研究

在国内旅游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经济型快捷酒店在短短的数年之间,就在旅游市场、饭店产业、资本市场、行业协会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共同推动下获得了快速的成长,国外以及本土优秀品牌都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内市场生根发芽。伴随经济型酒店的高速发展,新的品牌不断产生,市场竞争逐渐激烈,各家连锁酒店扩张速度一再提高。然而快捷连锁酒店品牌之间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行业也步入调整、品牌重构、洗牌期。目前,国外饭店集团经营者已经针对中小型快捷酒店这一行业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本文将对国内外中小型快捷宾馆发展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从中找出中外经济型酒店的不同,为广大快捷连锁酒店的管理者提供有益的借鉴。

做强专业出版 促进中外经济科技文化交流

经过10余年的努力探索,中国专业出版取得了显著进步。15年前,我国版权输出与引进的比例是1:15,经过多年努力,该比例成功降到了1:1.7,而且输出的项目有了实质性增长,一批反映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学术著作的版权输出到国际著名出版公司。随着国家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无论是国内出版社还是国外出版社都把中外学术交流作为推进自身发展的重要业务板块。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

中外经济型酒店比较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经济型酒店在我国遍地开花,为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企业间展开激烈的竞争,诸多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本文在我国经济型酒店与国外经济型酒店比较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型酒店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外经济思想史》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中外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专业一门基础性课程,由于其学派众多、理论性强和历史性强等特点,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出现诸多困难。本文从《中外经济思想史》课程教学内容出发,在分析该课程现状基础上探讨分析教学思路,从而提出教学改革建议。

略论五代广州的中外经济交流

众所周知,唐末五代是广州对外贸易的衰退时期。但迄今尚无有关专题论述,本文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一、番商番客与经贸往来唐末动乱,广州对外贸易为之一变。据阿拉伯文献记载,黄巢攻占广州和唐末广州秩序的混乱,外商大批被杀,“(阿拉伯)开往中国的航路已经绝迹”,“从尸罗夫港到中国的航运也中断了”。动乱给广州港市以沉重的打击,造成广州外贸骤衰。

近代中国外人在华治外法权的经济后果

在近代中国,外人享有的治外法权不仅有其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内容,还有其经济层面的影响。治外法权的经济影响是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研究中应给予更多关注的问题。外人设厂、发行货币、纳税、产权等经济问题,皆与治外法权的存在有密切关系。治外法权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影响巨大,其背后的原因是列强的经济利益诉求和中外间的制度竞争。

人类科学经济思想发展历程的广阔展示——评程恩富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以宽阔的视野展示了人类科学经济思想发展的光辉历程,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纵向与横向研究相结合的叙述新框架,确立起对领袖与学者经济思想两方面并行研究的新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中呈现的色彩缤纷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探索性的梳理。在评价人物经济思想时较好地掌握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方法,为揭示科学经济思想的演进规律,提供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广州市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团工作状况调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州市贯彻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发挥广州的优势,积极引进外资,兴办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中外经济合作企业(以下简称合作企业)。随着合作企业的蓬勃发展,大批青年迅速向合作企业集结,成了合作企业的骨干力量。研究合作企业的青年状况和团工作状况,不仅是共青团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新课题,而且对于加强合作企业青年的教育和引导,正确贯彻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进一步办好合作企业,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于《对外提供我国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内海洋资料的暂行规定》的说明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入,中外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日益增多,沿海省市的许多开发工程中,不少中外合作项目均涉及到对外提供海洋资料问题。对外提供我国的海洋资料,是涉及到许多方面的事情,不只是一般的科研或工程技术问题,如果缺乏统一的管理,就有可能造成失误。这里提出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重大的海洋环境和资源调查原始资料,涉及国家的军事、科技、经济和外交等多方面因素,如果向外提供就有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和应有的海洋权益,或有悖于我国的对外政策。 【2】我国有许多具有重大科研价值的海域。

扩大中外资金合作促进我国煤炭综合利用发展(上)

一、积极引用外资,推动煤炭综合利用发展1.我国丰富的煤炭共生、伴生矿物资源和劳动力为中外经济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不但煤炭资源丰富,而且煤与围岩中共生、伴生矿物资源,特别是非金属资源相当丰富。主要有耐火粘土、膨胀性粘土、高岭土、膨润土、硅藻土、石膏、石墨、石英、各种石灰石、装饰石材、油页岩、硫铁矿、菱镁矿、砷、磷、琥珀等。

《政治经济学》学习指导

经济类各专业本学期均开设的公共必修课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其教材内容主要汇集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成果,突出介绍了我国近几年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新理论。由于我们国家整个体制仍然处于不断改革中,教材的结构不象资本主义部分分析问题比较严密、完整、逻辑性很强。这就造成了同学们在学习中有一个共同感觉。

经济理论研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经济理论研究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条重要战线,它与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一样,都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源于实践,指导实践,为社会主义服务,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回顾过去的10年。

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统一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计划经济体制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统一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根据。

上海外商企业中的华董研究(1895-1927)

《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予外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的权利,上海作为外商投资的重镇,外商企业的数量和规模都大为扩展,投资的领域和各国资本势力的消长也出现较大变化。与此同时,华商投资创办新式企业的热情也因政府的鼓励和相关法规的出台而高涨。对这一转折时期上海外商企业中的华人董事这一群体的研究,为我们深入思考上海近代化的进程和特点提供了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