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态文化上看中外诗歌中的水意象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所关照事物的感受是不同的。从中外诗歌作品中水意象的主要意义着手,通过对比,分析了不同民族在心态文化上的差别。

中外诗歌“月”意象审美内涵之比较

在中西诗歌里,"月"是一个常见的意象,它积淀了人类浓郁的文化情蕴。在中西诗人的笔下,"月"所被赋予的审美内涵在以月喻人、寄托孤怀上有相通之处。但由于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中国诗歌往往借月抒写离情和忧患意识,而西方诗歌则通常借月表达爱情与赞颂热情。

浅探中外诗歌中夕阳意象的异同

夕阳作为包含文化讯息的情感符号，有丰富的情感内涵，历来为中外文人所喜好。然而沉下的虽是同一个太阳，但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中外诗人笔下的夕阳呈现了各自独特的意蕴。探析中外诗人笔下的夕阳意象，可挖掘中外文化的共性与差异。

试论符号学在中外诗歌中的应用

诗歌是表达人类情绪最直接也是最含蓄的方式,饱含了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语言精练而不单调,形容性强,节奏分明,诗歌一般会通过某些有意义的词语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而符号学正是研究这种读写符号或思想界和现实世界所指之间关系的方法。

“中国新诗与中外诗歌传统国际学术论坛”综述

2023年9月16日至17日,“中国新诗与中外诗歌传统国际学术论坛”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本次论坛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湖北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联合举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澳门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京都女子大学、日本城西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国内外70多所院校以及《新华文摘》《文艺研究》《学术月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国内20多家学术期刊共19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武汉桂子山。

诗语与诗思——陈本益《中外诗歌与诗学论集》评介

陈本益教授在《中外诗歌与诗学论集》(以下简称《论集》)的后记中写道：“本书是围绕中外诗歌和诗学这两个中心来选编的”。《论集》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探讨汉诗的节奏、新诗文化根源、中国古典诗的意境这些诗歌形式和表达方面的问题；下编主要研究西方重要文论思想与哲学的关系。

《中外诗歌研究》百期的沉浮与变迁

创刊于1986年的诗学季刊《中外诗歌研究》，在中国新诗研究所全体师生和海内外著名诗人、诗评家的扶掖下度过了近三十个春秋，它见证了这段时期中外诗歌尤其是中国新诗的历史，坚持着“加强中外诗歌研究，推动新诗走向世界”的学术宗旨，守望着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中外诗歌研究》创办至2015年第1期，刚好出刊100期，是迄今为止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诗学理论刊物。

《中外诗歌研究》举行编委扩大会

2009年1月18日，由《中外诗歌研究》编委会主任吕进教授主持的《中外诗歌研究》编委扩大会在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会议室举行。会议特邀杨本泉、蒲华清、万龙生、代迅、邱正伦诸先生作为顾问出席，主编蒋登科教授、副主编向天渊副教授，编委梁笑梅副教授、熊辉副教授、张传敏副教授、张立新副教授，编务杨晓瑞等参加了此次会议。新诗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左凤丽、工作人员许金琼列席会议。

《中外诗歌研究》2019年的新设计

2019年2月25日,中国新诗研究所召开所务委员会,荣誉所长吕进、所长熊辉、副所长向天渊、所务委员杨小瑞、魏巍出席,会议讨论了新学期的工作,对于2019年的《中外诗歌研究》也有新的设计。正奉派在俄罗斯的大学执教的《中外诗歌研究》执行副主编张传敏也通过网络发表了意见。

“跨越重洋的玫瑰——第二届中外诗歌互译沙龙”在昆山张浦举行

日前,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昆山市文联、张浦镇人民政府主办,《扬子江》诗刊、昆山市作家协会、张浦镇文联、昆山美研中心承办的"跨越重洋的玫瑰——第二届中外诗歌互译沙龙暨夏季风田园诗会"在昆山市张浦镇举行。中外诗人一起激情朗诵了自己的诗歌作品并一同欣赏了昆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烈而诙谐的《淞南山歌》表演。

论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的三重关系

学界惯于谈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却忽视了翻译这个中介环节,只能从影响的层面看到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的一层关系。而从译介学的角度出发,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关系:首先是诗歌翻译在诸多方面等同于中国新诗创作,其次是诗歌翻译对中国新诗创作具有积极的促动作用,三是诗歌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之间相互影响,促进了彼此的发展和完善。把握中国新诗创作与诗歌翻译之间的这三重关系,有助于更深刻和更全面地理解中外诗歌关系。

论当代诗歌中的反隐喻现象

"反隐喻"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诗歌出现的新特征,表现为在诗歌创作中拒绝使用隐喻等修辞,使诗歌在接近现实、意识的状态中恢复语言的创造性。西方反隐喻诗歌一方面表现为客观化写作,将大量生活元素融入诗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意识流写作,使词语在流动的语言中消解掉固定意涵。而在中国,上海诗人王小龙在80年代中期针对朦胧诗的弊端践行了"反对意象化"的写作,是中国反隐喻的先声。90年代的于坚、韩东继续在反隐喻的道路探索,并丰富了反隐喻的理论基础。本文简要追溯诗歌中反隐喻产生的源流,对比中外反隐喻观的差异,再结合具体诗歌,阐释反隐喻背后语言观以及其存在的问题。

论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的三重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借用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或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来处理中外诗歌关系,并普遍认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发生发展产生了积极或负面影响。但实际上,中外文学关系视野下的“影响”并非虚妄的对接或没有事实依据的联系,故外国诗歌要对中国新诗创作产生实质性影响,缺少翻译中介环节便无法实现。而从译介学的角度出发,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之间并非简单的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二者还具有同质化倾向和交互促动的潜在关联。

感悟思维与诗词创作

近年来,不少专家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新华文摘》、《中外诗歌研究》、《诗刊》、《中华诗词》等权威刊物上就传统诗词对新诗的影响和"20世纪诗词入史"等问题展开激烈的研讨,争论的实质在于当代诗词的境遇和文本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旧体诗词边缘化后,百年来中国新诗也艰难跋涉在继承传统与创造新体的道路上,本刊邀请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美学专家和作家根据他们在"全国第二十三届(西安)中华诗词研讨会"的发言,特别推出"当代诗词研究"专题,他们从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到对旧体诗词创作的研究,以及当代旧体诗/词人等三个大的方面出发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闻一多: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

闻一多的诗作和诗歌理论建设集古今中西之大成,得到了中外有识之士的充分肯定。闻一多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广泛接触外来文化特别是英文诗歌,早期新诗试笔即呈现“中西合璧”的艺术风貌;留学美国使得他更真切、更深入地感知了英美文化、英美诗歌;《死水》对英美诗歌的借鉴更自觉。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又鲜明地体现着对于传统诗歌艺术精华和传统诗学理论的撷取与承传。他的诗歌文学活动构筑了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

仅做美与爱的歌颂者——评诸葛玉儿散文自选集《花间去》

南阳的作家群中,诸葛玉儿恐怕是写作最勤奋又最低调的一个,从她10岁发表第一篇作品开始,到现在已经公开发表3000多篇了。她写得最多的是散文,连续3年获得中外诗歌邀请赛特等奖、金奖,出版过散文集《行走天地间》,2019年又出版了散文自选集《花间去》(中国妇女出版社)。

域外诗:一种解域性写作

在中国诗人中,我算是到域外交流比较多的之一。关于我和中外诗歌交流的关系的概况,我曾经应重庆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办的利物《中外诗歌研究》的约稿,发有一文;此处不赞。很多人间我到底去过多少国家,我以前从未曾计算过,所以只能答个大概,“几十个吧”。我觉得我没必要太强调这个数字。第一,我不像有些诗人,刚出去几趟,就自擂为“国际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