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地方关系与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博弈模型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从命令-服从单维逻辑,转向博弈与服从并存的双向逻辑,并将随着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完善,逐渐建立以分税制为核心、财权与事权相均衡的法治格局。可以说,我国中央地方政府关系制度变迁既不单纯体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也不单纯体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体现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其主要含义有三层:制度变迁领域的动力扩散;制度变迁主体间结构的中间扩散;制度变迁发展阶段的中间扩散。

中央—地方吏制范式分析与改革趋向

中央—地方吏制主要有三种范式:"地方分权式"、"中央集权式"和"还权于民式",其各有优点与缺点。若实行法治,要求"中央集权式"取代"地方分权式";如果要推行民主,则要求"还权于民式"取代"中央集权式"。或许最佳的中央—地方吏制是普选基础上的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混合。

财政分权改革与协商型中央—地方关系的生成逻辑

在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由传统的中央集权型模式逐渐转变为协商型模式。这种转变主要基于两种原因：一方面,在地方政府演变为具有自身利益的实体之后,它不仅仅是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机关而存在,而是存在着对中央及对地方社会的双向责任。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的相互依赖以及权力内化的存在,也使得协商成为中央—地方关系的客观需要。

中央—地方关系视角下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的风险因素分析

印尼作为21世纪的新兴经济体,具有很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国家。佐科总统上台执政后,提出了"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印尼的国家发展迈上了新台阶。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与印尼的经贸合作蓬勃开展,以雅万高铁为代表的务实合作取得了一定成就,双方也开始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的问题。但是,受印尼国内特殊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影响,中国印尼经贸合作面临着多方面的制约因素,"原始忠诚"和"诸侯政治"从政治层面影响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开展,"地方自治法令"与土地私有制则从经济层面制约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开展。

地方选举后俄罗斯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二)

地方选举后俄罗斯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二）宋锦海相应调整有关政策俄罗斯的中央—地方关系存在种种突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现行政策的不少不当之处，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首先，放权的口号和鼓吹人权至上刺激了民族主义、地方分离主义情绪的滋生...

中央—地方视角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建构——“一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中国城乡演变分析

制度是中国城乡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影响因素,而制度的基础则是中国独特的中央—地方行政结构,特别是经历了1950—197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央—地方自上而下的发展决策形塑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本文认为,1950年代以来在中央—地方垂直的国家运作模式下,中国形成了最大限度地缓解城市发展危机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模式的建立过程一定程度上是对"最优城乡组合"的探索。以"五年计划(规划)"为依据,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乡演变("城乡组合")可划分为"城市重建—乡村重构"、"城市收缩—乡村扩大"、"城市恢复—乡村发展"和"城市扩张—乡村再造"等四个阶段。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城乡改革以适应"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十三五"将成为建立中国城乡新格局的关键时期。为此,本文建议"十三五"规划中应重新建构乡村价值,转变以城市需求为导向的乡村发展模式,在"国家—城—乡"之间建立新的均衡关系,使中国城乡实现有序、健康发展。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逻辑重塑——中央、地方与民众的衔接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利用"中央—地方—民众"三层分析法,对我国城乡关系失衡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解释,认为"中央政策体制的局限、地方行为的扭曲、村社基础的缺失"共同造就了城乡发展失衡的现实困境。对此,可通过城乡共生式发展的路径建构,地方可持续发展行为的实践,村社共同体的重塑来有效实现中央、地方与民众的互动与衔接,达成十八大所提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目标,塑造"强国家—强社会"的发展格局。

中央—地方政府间职责结构的历史变迁与优化——基于地方政府行动策略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地方政府间职责结构的变迁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从结构变迁视角可以归为制度的集体选择层面;从地方政府的行动策略选择视角可以归为主体行动者的操作规则层面;从变迁模式优化视角可以归结为制度的宪法选择层面.对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职责结构的历史变迁分析发现,在现行制度安排约束下,作为行动主体的地方政府逐渐呈现与中央政府"职责同构"、地方政府之间"政治锦标赛"和"共谋"等策略行动.为了优化职责结构,有必要以公共事务属性作为职责配置规则的价值取向,基于回应性和需求性路径来合理设置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职责配置的权力结构,并进行相应制度改革作为职责结构优化的配套措施.

为什么宏观调控有时会成为“空”调?——整体博弈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近年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中央尽管总体上保持了强有力的控制,但某些政策被地方变相地抵制也是时而可见。理论上中央强有力的控制与此形成了悖论,中央亦可以采取分而治之及惩罚典型的方式抵消地方的反对,但惩罚本身的信息含义也是"双刃剑",大量惩罚反而会使地方形成政策失去执行力的共识。

俄罗斯的中央—地方关系——地方选举带来的变化

中央—地方关系在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统治集团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苏联解体从根本上来说未能解决此问题。中央—地方关系的发展变化依然是俄整个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特殊作用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的地方选举则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这为深入探索俄中央—地方关系。

民初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特征

近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起点。在独立民族国家地位丧失的背景之下,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艰难起步。为了谋求改变,政界和学界引入了大量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模式。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就是这一政治环境下的产物。通过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其开启来自外部挑战;其应对过程充满纠结;其发展主题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总趋势是为了国家统一。

市场化转型中的中央权威再造——基于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考察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顺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关键作用。在市场化转型的初期,面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中央通过向地方分权成功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为市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中央通过财政、金融和市场监管领域的改革,重塑了中央权威,构筑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中央一方面强化自身的政治权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破除攻坚阶段改革面临的障碍;另一方面根据前一阶段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状况,适时推动了治理权力下放,以更好调动地方积极性。在市场化转型进程中,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有效破除了转型过程中的利益藩篱,推动转型不断深入;成功进行了顶层设计,推动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构筑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培育了国家治理的能力。与通过弱化中央权威而实现市场化转型的国家不同,中国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成功实现了市场化转型。这既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特征。

欧洲难民城市融入政策研究——以华沙、马拉加、塞萨洛尼基和米兰市为例

2015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至2022年俄乌冲突再次引发大规模难民浪潮以来,欧洲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在难民融入政策上展开较长时间的博弈,欧洲难民城市融入政策已成为影响欧洲政治生态的热门话题。接收难民较多的华沙市、马拉加市、塞萨洛尼基市和米兰市在难民城市融入政策实施中成为欧盟难民基层治理的代表,它们基于当地治理结构,以有限资源在政治紧张的空间内运作并解决难民带来的各种问题,其细分难民群体、加强市域协同合作、推行多方利益主体合作战略、合作制定融合服务内容等实践为应对欧洲难民浪潮带来的持续性挑战提供重要启示。

“十四五”时期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地方分解与响应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指导我国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战略。在脱贫攻坚、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保护与修复、国家安全等市场难以自发配置资源的领域,各级政府对战略的分解、响应、落实发挥着关键作用。本研究构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中央—地方降尺度分解框架,并结合我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梳理了各省份“十四五”规划中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分解关系。整理分析30个省份的“十四五”规划,提取涵盖了17个SDG目标的104个三级编码指标,建立预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重点工程项目,与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对应关系,探讨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央—地方的落实响应。结果表明,各省份“十四五”规划中对经济可持续方面响应程度大于生态环境和社会可持续的关注度;生态环境和社会可持续的响应布局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集中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边疆民族地区;省级尺度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涉及跨尺度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具有局限性。根据区域功能优势、发展阶段差异,各省份发挥主体功能、乡村振兴、创新驱动等战略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协同作用,是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的有效途径。

财政职能与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财政职能经历了从财政政治化向财政经济化的转型,这在宏观上表现为由计划经济时期“统收统支”的国家主导型财政管理体制向市场化改革后“放权让利”的财政管理体制模式的转变,贯穿其中的两条线索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税利分配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关系。第一,就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在推动企业由“国营”向“国有”转变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不仅是国有资产财政的实现形式,而且也是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的内在环节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国有资本实际上是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转化形式。第二,在中央向地方的放权实践中,行政性分权、分税制等改革措施不仅直接塑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新的经济行为主体,即竞争性地方政府,而且形成了一种中央财政容忍和地方财政自主的隐性分权模式,即“包容性财政体制”。国家与企业、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关系的动态调整,属于一种生产关系变革意义上的制度变迁,是我国国家经济治理的重要制度架构,在这一过程中财政起到了关键性的中介作用并作为国家经济治理的基础发挥着重要的物质力量。

地方社会变革中的中共革命——作为视角和方法的中共地方革命史研究

地方革命,并不只是以"中央"或"中心"为主线的革命运动的一种组成部分或历史背景,更确切地说,它不但以各具内涵的地方为单位,呈现和汇聚了中共革命的社会源流,而且在持续提供政治活动空间或表演舞台的过程中,广阔地孕育了革命与社会互动的实践机制,并承载和展示了革命运动或"短时段"或"长时段"的社会影响。对近代革命史上的"中央—地方"关系的概念反思和历史梳理,有助于我们部分地摆脱"中央"或"中心"史观的影响,更为深入地探究地方革命原本的社会源流和演变脉络,进而在整体上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过程、特点和逻辑。由此而论,地方革命史研究在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实则具有视角或方法转换的意义和指向。

“条块治理”:军民融合发展中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主体。聚焦地方政府,从组织特征、组织环境和利益目标3个方面建立一个框架,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提出地方政府存在3个利益目标:提升区域经济,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和承接军事需求在区域层面的落地实施。在"多头+层级"的军民融合治理体系下,各个参与主体在军民融合的"模糊共识"下集体行动,利益多元,并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存在冲突,造成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治理负荷沉重、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协调功能受限、"诸侯经济"下重复建设和"隐性"抵触并存,军事需求与区域军民融合发展对接不足。认为:一是要建设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与中央军委以及军工央企的工作协商对接机制;二是建立决策权与事权相分离的政府内部政策过程机制;三是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在区域军民融合发展中有效嵌入军事需求;四是建立军民融合发展项目申报制度和临时跨部门工作小组。

央地关系与中国地方治理改革—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思考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不同的中央—地方关系模式中,二者的行为逻辑具有显著的不同,进而影响到地方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我国形成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治理模式。通过持续推动制度创新,我国逐步找到解决治理困境的出路,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职能转换的制度逻辑

在中国单一制的制度框架下,中央—地方关系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职能。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放权让利的改革战略,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形成了以经济发展为主要职能的发展型地方政府。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重塑了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并引导地方政府将公共服务作为重要的职能。

如何化解香港规模性社会运动难题: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

总体而言,学界关于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机制的研究有变迁、结构与话语三大视角。针对香港规模性社会运动再现的事实,通过具体事件分析,将之置于社会变迁背景之下,对香港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等结构性因素进行考察,并尝试构建结构分析之下话语(社会规范及其不同形态,如认同感、合法性等)分析路径,也即尝试构建一个融合变迁、结构与话语三大视角的综合性解释模型。研究表明,问题解决因应的思路在于理顺"国家和社会"关系,以使得中央和香港共持身份认同话语权与诠释权、共同提升政府政策合法性,以期借此推动"社会运动社会"制度化建设在香港更好地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