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央事权对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亦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本期理论探索研究了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的发展,分析了人才发展对创新型省份建设的意义,讨论了人工智能发展对公务员能力提出的挑战及要求。

强化中央事权视角下体育项目治理的完善思路研究

为呈现体育项目治理的意义与完善机制,运用专家访谈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我国体育项目治理的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项目制作为中央事权的实现工具,有利于传递中央政府的体育治理意志、增强地方政府供给服务的能力和缩小地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差距。但项目制在实现中央体育事权中也呈现出了不足:项目标准和资金使用的固化性,导致难以满足多元需求;部委管理和条线运行的部门化,导致项目重复和资源浪费;项目建设与项目运行的脱节化,导致项目建设后损毁严重。要强化中央事权的项目改革思路,注重专门项目与一般项目,控制权与自主权之间的有效调适;地方要有序承接与临时性筛选相结合,并完善竞争之下的优势获取机制;做好中央事权落地与地方积极接纳,央地纵向合作的关系。

论“中央事权—省级统管”模式及完善

"中央事权—省级统管"是当前司法改革中正在建设的司法体制新模式,涉及国家结构、事权划分、权力实现方式、司法规律等重大理论问题,也涉及司法改革的政策、实施等操作性问题。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决定了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但终因司法权的实现方式与事权属性不相匹配而引发不少误解,需要澄清。同时,可以考虑将"省级统管"升级为"两级分管",即中央管理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省管理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以实现公正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最佳效应。

论监察权属于中央事权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监察权的本质属性是监督权,这决定了监察权属于中央事权而非地方事权。监察独立是有效反腐的前提条件,监察权中央化有利于实现监察独立。监察权属于中央事权,国家监察工作不具有地方特色,而是应当适用全国统一标准,这决定了省级以下监察机关不享有立法权,无权制定监察法规或监察规章,只能制定监察规范性文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民族自治地区的监察委员会不是自治机关,监察权不属于自治权而是中央事权,这决定了民族自治地区不能变通适用《监察法》和监察法规。

论“中央事权”体制下的反垄断执法

反垄断"中央事权"体制下,我国正在不断推进反垄断执法工作。但执法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以工商行政管理反垄断执法为例,目前还存在案件数量偏少、案件层级较低、处罚力度较弱、执法积极性不高等等诸多问题。反垄断执法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高层级的行政执法活动,应当以相关市场范围和违法主体类型等为根据划定清晰的反垄断边界,设置"中央事权"适当的监管幅度,与地方竞争执法部门进行合理的分权,以切实提高竞争执法的效率。

生育支持政策的中央事权与顶层设计

由于人口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因而生育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外部收益),且这种外部收益具有地区间不可分割性以及明显的跨期性。获得生育外部收益的最明确的主体是国家,因此,支持和鼓励生育主要是中央事权。生育支持政策的顶层设计要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形成激励相容的政策机制;要抓住制约生育率提升的主要矛盾,从化解女性生育行为与劳动力市场行为之间的冲突这一关键环节入手,优先选择既能鼓励生育又能提高女性就业竞争力的政策工具,个人所得税抵扣就是一项具有多重优势的政策;要注重政策体系的完备性和差异性,既能实现对全体育龄女性的有效覆盖,又能根据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实施针对性的政策。

论司法区与行政区的适度分离——基于司法权中央事权的属性

行政权与司法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权能,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会造成严重的司法地方化,司法地方化与司法权中央事权的属性相悖,有碍于国家法治的统一。我们建议通过跨行政区划设司法区的方式,从根本上杜绝司法地方化。

浅议公安机关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划分、警种、部门设置

公安机关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关系到警种、部门的设置。广大基层民警对此问题有着贴近实际的认识。基于对基层民警的调查,运用相关理论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公安机关在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及警种、部门设置上存在的具体问题。对于央地事权划分存在的问题,可通过重新确定公安机关的职责,区分警权与一般行政管理权,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划分系统化科学化、法制化等措施解决。对于警种部门设置存在的问题可通过处理好大警种、大部门与专业警种的关系,完善组织法建设,完善级别管辖制度,建立职务代理制度应对。

从中央集权走向地方分权——日本城市规划事权的演变与启示

近代城市规划涉及上至国家政策,下及市民生活的广泛领域。因此,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决定权通常需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甚至政府与市民团体之间做出一定的划分,从而形成特定的权利分配体制。近代以后的日本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走过了一条城市规划从中央集权逐步向地方分权过渡的道路。这对历史文化背景相近的我国而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简要回顾了日本城市规划由中央集权逐步转向地方分权的过程,并归纳总结了其中的原因、规律和启示。

按照中央事权要求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公安出入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给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按照中央事权的要求,从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统一机构设置、统一装备建设和经费保障、统一护照管理、建立办案协作机制、制订任职资格和建立培训机制等六个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公安出入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作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的“委托-代理”理论

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普遍存在"委托-代理"的关系模式,这一格局在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改革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代理人,地方政府的代理模式覆盖一般代理、特别代理、本代理、复代理、直接代理、间接代理、积极代理、消极代理等基本类型,但同时又面临诸多困境。但"委托-代理"理论实际上已经为超越这些困境预设了理性的应对策略,而这种"自我修复"机制又反衬出该理论作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具备正当性与科学性。

中央储备粮管理和中央事权粮食政策执行情况年度考核机制研究

中央储备粮和中央事权粮食作为国家调控粮食市场的重要战略物资,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石。中储粮集团公司作为政策执行主体,较好贯彻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中储粮系统出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和风险隐患不容忽视,管理体制机制亟待完善,年度考核势在必行。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黑龙江局:突出问题导向 强化中央事权粮监管

黑龙江是我国粮食生产大省,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10,中央事权粮库存占比也较大。做好中央事权粮在地监管,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的神圣职责,是维护国家粮食储备安全的迫切需要。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快职能转变机构改革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黑龙江局自觉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聚焦主责主业,准确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克服本领恐慌和能力不足短板。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2020年度中央储备粮棉管理和中央事权粮食政策执行情况考核动员部署会议

3月30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中储粮集团公司召开2020年度中央储备粮棉管理和中央事权粮食政策执行情况考核动员部署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务锋出席会议并讲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景波通报《中央储备粮棉管理和中央事权粮食政策执行情况年度考核办法》并布置2020年度考核工作.

关于垂管局开展中央事权粮食日常监管的思考

垂管局作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监管机构,承担着监管辖区内中央事权粮食政策执行情况和中央储备粮管理情况的神圣职责,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光荣使命,是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力量,必须"粮"心在胸、不负重托,主动作为、锐意进取。

司法权中央化改革的误区及修正

推动地方法院人财物的省级统管和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等改革部署彰显出司法权中央化的改革趋向。这种中央化改革的理路背后存在两大误区,即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地方化导致司法地方保护。中央化改革将产生冲击基本宪政秩序、损害法治生态多样性、加剧司法系统内部行政化等预料外后果。修正司法中央化改革的路径在于激活地方人大监督职能、改造专门法院系统、保障审级双向独立、落实法官履职保护等。

监察一体化中的监察权运行逻辑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监察机关基于宪法法律规定形成了一体化履职行权的机制。监察权立足于监察一体化机制和中央事权属性运行,形成稳固有序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协同机制,构建了权力运行逻辑。监察权决策机制体现为民主集中制、依法决策制;执行机制体现为依法行权制、上命下从制、分工配合制;协同机制体现为法定协同制、配合制约制、衔接联合制。在监察一体化中把握监察权运行逻辑,对于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具有积极意义。

公安央地事权的法定与实践--日本警察法的启示

近代以来日本警察事权的央地界分,是在制度与实践、规范与需求的共鸣之中长期积累形成的,是一个法律规范与现实需要彼此呼应的渐进性过程,并非"毕其功于一役"。我国公安事权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有:法定事权不明导致央地垂直体系逻辑不清,影响中央事权的统筹指挥力量;事权实践空间存在但作用有限,基层负累频增;合作动力不足,平行事权衍生各自为战的横向壁垒。参考日本做法,建议扎实推进央地事权配置的法制化进程,强化事权法定;突出重点领域事权,做优中央事权的宏观统筹能力;从实际情况出发做强基层事权,进一步释放多层次事权的实践能力与空间。

监察机关立法权配置的司法解释模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家监委制定监察法规后,监察机关立法权的配置成为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在国家法律实施的过程中,立法权配置在人大制度系统之外还有行政立法模式、军事立法模式、司法解释模式三种。监察立法属于中央事权,监察机关职权具有明显的司法特征,其立法权配置宜采取司法解释模式,由国家监委制定监察法规、作出监察解释,不宜授权地方监委制定监察规章。此外,纪检监察机关通过合署办公执行党内法规,可以解决地方监委规范供给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