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设计中央全会议题的思路和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历次中央全会的议题进行了顶层设计和精心谋划,体现了鲜明的思路和特点:始终坚持紧紧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设计和谋划中央全会议题,体现了明确的目标导向;紧紧围绕“四个全面”设计和谋划中央全会议题,体现了清晰的战略布局;设计和谋划中央全会议题既立足当前,又着眼未来,体现了深远的战略思维。研究党中央设计中央全会议题的思路和特点,可以全面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高超政治智慧和卓越领导能力。

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制度的沿革与特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党的中央全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曲折发展和走向成熟四个时期,其呈现出逐步规范化、走向自主化、决策科学化的特点;中央全会是党中央出重大战略的机构,更是党内民主机制运作的载体。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应当从中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和政治智慧,以便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全会制度,使其在党的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对改革开放以来对党的建设作出决定的中央全会的考察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加强自身建设,除全国代表大会之外,先后有七次中央全会专门对党的建设做出决定。通过这些决定可以看出:党的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党内民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主题和趋势;加强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建设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30年落实“党要管党”理念六次中央全会的解析

改革开放30年来,为落实"党要管党"的治党理念,中央专门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分别就党内政治生活、整党、党群关系、党的组织建设、党的作风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六个事关党的自身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作出规划设计,这在党建史上有着重大意义。

中央全会大历史视野下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创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将"党内法规"载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历史。它不仅在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时写到"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而且在部署未来工作时明确要求"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从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工作来看,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制定修订两部党内法规为重点,对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央全会的大历史来看,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首次以党内法规建设为重点的中央全会、改革开放以来产生党内法规数量最多的中央全会、标志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入全面从严治党"主阵地"的中央全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六次中央全会与党的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五年一届的中央委员会都有一次全会专议党建问题,共计六次。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由这六次全会完成的。六次全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和完善自身建设体制的探索历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解决自身建设问题的清醒认识,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新时期党的中央全会的时代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47次中央全会,主要围绕三农问题、党的建设、五年规划、思想文化建设和改革换届为中心,制定了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其主题十分鲜明。回顾和梳理这方面的战略决策,对于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党的中央全会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6次全国代表大会和47次中央全会。而党史学界和理论界对新时期历次中央全会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历次三中全会、"党建"全会的整体研究。回顾和梳理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和成果,对于我们加强对党的中央全会的研究和深化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透视党领导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视角——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届历次中央全会

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届历次中央全会,并以中央全会为主线和脉络串并党走过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应该是客观地评判和把握党领导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的一个常规的但又往往容易被人忽视的视角。

蔡和森《对于中央全会的几点意见》解读与评析

蔡和森在《对于中央全会的几点意见》中批评中央通告在时局估量中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南京政府的分析发生的一些错误观念,向二中全会提出要正确发展中共六大关于时局估量的观点。就如何发展中共六大关于组织问题的精神,蔡和森提出要实现党内的一致与和平,反对继续开展党内斗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防止一些错误的组织观念和倾向,设法终止党内派别现象的成见和一切无原则的意气和推测;正确执行党的纪律,防止惩办制度的"余波"。这些意见对全会正确贯彻中共六大精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党内和平"的观点受到全会的批评,对蔡和森本人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因此,该文献对研究蔡和森思想和中共六大都具有重要价值。

从党代会暨中央全会报告看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及特点

从党代会暨中央全会报告考察,新中国外交战略大体经历了四次调整,并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20世纪50年代的"一边倒"是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结合;60年代的"两个拳头打人"是革命外交主导下的战略选择;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是革命外交向国家外交的转型;80年代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则标志着国家外交原则的确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演变的三个特点:始终贯穿着由革命外交向国家外交转型这条线索;党代会、中央全会对其反映具有前瞻或滞后性特点,并不总是一致;独立自主外交原则一直未发生根本变化。

俄共中央全会提出将工作重心从议会内转到议会外

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国家杜马相继通过新的劳动法典、土地法典、政党法等重要法律。以俄共为首的左翼杜马党团尽管对这些法案投了反对票,但最终未能阻止这些议案的通过。面对左翼在议会中力量的削弱,俄共于2001年9月28日召开七届三中全会,重新调整策略,提出将工作的重心从议会内转移到议会外,把组织群众性抗议运动作为当前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主要方针。现将俄共中央副主席梅利尼科夫在会上作的题为《积极开展抗议运动并在鼓动宣传上提供保障》的报告的内容介绍如下。

久加诺夫在俄共中央全会上总结大选失败教训

俄罗斯 20世纪末的议会和总统大选已过去半年有余。经历了这两次艰难的选举之后，俄联邦共产党正面临着更为艰难的选择。那么，俄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选举结果的？大选后的俄共及整个俄罗斯左翼运动的状况如何？俄共在未来的几年里又将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这都是中国读者、尤其是俄罗斯问题研究人员所关心的问题。为此，本栏目特编发如下两篇文章，意在为读者寻找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帮助。第一篇文章主要介绍了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俄共中央全会对选举作的总结报告。第二篇《安·克鲁申斯基访谈录》则是本刊编辑刘淑春针对久加诺夫报告中提到的若干问题与正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的俄罗斯专家克鲁申斯基的深入讨论。克鲁申斯基对俄共及俄罗斯左翼运动的了解要比我们局外人深入得多，尽管他的观点是他的一家之言，但他所提供的情况和阐述的某些看法对我们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创建新方法 系统解读和创新落实中央全会精神——王效昭教授等新著《图解方法话深改》简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阶段。为了全面、系统、准确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安徽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安徽行政学院王效昭教授与鄢化志、刘乃汤、徐冬梅合著的《图解方法话深改》一书。该书从逻辑推进、重点拓展、特色实践三方面提炼出18种方法，并配以图解，开创了从方法侧系统解读和创新推进落实中央全会精神的全新路径，特点鲜明。

“走近中央全会”:中国政治的新景象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事关迈向迎面走来的＂十二五＂时期开局及其后续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乃至同正在做和将要做的迎接建党90周年及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些举世瞩目的大事联系起来。

“走近中央全会”——中国政治的新景象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走近中央全会”的新景象。 每年例规举行中央全会，都是以前所未有的透明、公开方式，在第一时间公布消息或发表文件，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显著拉近了广大党员同中央领导的距离，

1992年第一次杭州中央全会说质疑

1922年8月下旬,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倡议下,中共中央于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决定了以“党内合作”形式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这一史实已为众所周知。但是,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道夫·宾(Dov·Bing)则提出了1922年4月“第一次杭州中央全会”说,而把中共中央8月会议称之为“第二次杭州中央全会”,道夫·宾的说法不仅在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们中间产生了争论,而且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兴趣和关注。事实上道夫·宾的这一提法既缺乏足够的证据,而其论述也多自相矛盾之处。第一次杭州中央全会说值得商榷。

每次中央全会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一般情况下，两次党代会期间会召开七次全会，每届一中、二中全会部署党和国家人事，三中全会研究经济改革，四中全会聚焦党建，五中全会审议五年规划，六中全会注重精神文明建设。

中央全会的“文化命题”

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