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造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工程建设规范和说明书》的浅析

文章以南京博物院馆藏民国时期编纂的《建造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工程建设规范和说明书》文献资料为基础,通过对建设规范和说明书的由来、内容说明分析、历史意义三个方面的阐释,突显该文献资料的珍贵价值和重要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代国家级博物馆的具体建设状况。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

1941年10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向理事会提交此报告,将1933年4月至1941年8月九年间该处筹备工作情形划分为建筑、播迁、充实、扩充四个时期加以阐述。

可贵的尝试──原中央博物院建筑缘起与历史评价

文章通过对原中央博物院建筑策划、方案设计竞赛、施工建造等历史过程的详细 描述与分析，指出该作品是徐敬直等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尝试将“民族性”与“现代化”相结 合的一次可贵的尝试，并取得了成功。正是这种不懈的探索使得他们在专业上走向初步的成 熟，原中央博物院(现南京博物院)建筑更成为经典之作。

在艰难探索中走向成熟——原国立中央博物院建筑缘起及相关问题之分析

国立中央博物院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是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尝试将“民族性”与“现代化”相结合的一次可贵探索,正是这种不懈的探索使得他们走向初步的成熟。梁思成在这次方案竞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国立中央博物院贵州民间艺术考察初探——以庞薰琹为中心

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组织了贵州民间艺术考察团,由中央博物院专员庞薰琹主持,并借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芮逸夫担任助理,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田野调查及民族民间艺术品的采集工作。考察团调查了贵阳、安顺、龙里、贵定等地的苗族村寨,采集了大量的民族艺术标本,并绘制了民族服饰纹样和民俗风情图。本文拟以档案材料为基础,论述了国立中央博物院贵州民间艺术考察的背景和过程,以期探索在民国民族学史上这段鲜为人知的研究轨迹。

现代化和民族性导向下的中央博物院(1933-1949)

寻求国家现代化几乎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举国之梦。创办博物馆一度被认为是实现梦想的重要举措。一代学人蔡元培、傅斯年、李济等由此创设了国立中央博物院。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筹备处一度辗转西迁,随着抗战胜利东还南京,最终因内战兴起而分离两地。在十七年的光阴里,筹备处开展了陈列、收藏、保管、研究、展览和教育等各项工作,在建立现代国家博物馆过程中紧扣民族性,展现了异于他国博物馆的特色,在国内外树立了广泛的影响;也为当下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抉择和拿捏尺度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民国时期博物馆理事会制度探析——以国立中央博物院为考察中心

博物馆理事会制度的建设,是当前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民国时期,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天津博物院、上海市立博物馆、中国西部博物馆等都曾设立理事会,并对理事的资格、理事会的职责与组织运行等方面制定了具体的规程或细则,从而实现博物馆的高效管理。以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理事会制度为研究对象,对中央博物院理事会的人员构成、责任职能、运行机制等进行分析与阐述,可以为当今博物馆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提倡科学研究 补助公众教育:国立中央博物院之筹设

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筹设是延续晚清以来知识阶层强烈要求建设国家博物馆的设想。中华民国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从一开始就着力建立新的一套政权体系。博物馆作为近代西方民主革命的衍生物,自然也成为民国政府改造文化事业、塑造国民性格、发扬固有文化、进行公众教育的重要工具。实际上,国家博物馆或者说中央博物院,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博物馆水平,特别是该国对于博物馆的认识。因此,考察中央博物院之筹设,可以观察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前,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对博物馆的认知及想象。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南京博物院是我国较早创建的博物馆之一,拥有近44万件藏品,担负着江苏省的文物收藏保管、考古发掘与研究、文物保护、历史与艺术陈列、社会教育等工作,是全国大型历史艺术性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在蔡元培先生的积极倡导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南京成立。当时计划筹建一所规模宏大的现代博物馆。以“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李庄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大陆只有短短十余年历史,且因抗战辗转迁徙于四川南溪李庄。在李庄相对安宁的近六年间,虽生活艰难却取得了不俗的学术成就。本文梳理了大量档案史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力图全面呈现中博筹备处在李庄所经历的艰辛和取得的成就等,并分析其取得不俗成就的原因主要有先进的筹备理念、优秀的人才队伍、浓厚的学术氛围、合理的奖惩机制。

在艰难探索中走向成熟——原国立中央博物院建筑缘起及相关问题之分析(续)

②正式获奖的五位建筑帅对于“充分采取中国式”所作的反应大相径庭。留美的三位皆运用了中国建筑“最显著的部分”[12]——大屋顶,而留欧的两位未用.尤以留德的奚福泉为最(图2～6)。我们虽然无法查考奚存柏林工业大学时,该校是否已推行有别于“博扎”(Beanx Arts)的新建筑教育.但作为新建筑主要策源地之一的“包豪斯”已由格罗皮乌斯于1919年在德国魏玛创立。格氏领导下的“包豪斯”

有关中央博物院文物迁台史料四种

近年,因整理王振铎先生遗作,在其遗物中发现前中央博物院有关文物迁台史料四种,对于研究近代博物馆历史,极具史料价值。1948年冬,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国府南京危在旦夕。在行政院指令下。

马长寿先生与中央博物院(下)

在1936年底至1942年初的5年多时间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曾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多次开展对川康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与标本收集工作。在这场1949年前中国学术界对川康地区少数民族调查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为丰硕的学术实践过程中,马长寿先生作为主要负责人与参与者,为此做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通过至少四次田野调查,马先生在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方面的基础和能力在实践中都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从而形成了其在中国民族学领域独树一帜的本土学术风格。

南京博物院藏“中央博物院建筑设计资料”之初步探析

南京博物院建筑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本文通过整理研究历史文献,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这座建筑是如何历经战乱,克服重重困难而建成的。一座经典民国历史建筑的艰辛建设历程,也启示后人: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民族文化方面的建设。

马长寿先生与中央博物院(上)

在1936年年底至1941年的5年时间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曾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多次开展对川康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与标本收集工作。在这场1949年前中国学术界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为丰硕的学术实践过程中,马长寿先生作为主要负责人与参与者,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通过至少四次田野调查,马先生在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方面的能力在实践中都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从而形成了其在中国民族学领域独树一帜的本土学术风格。另外,他还为中央博物院民族文物标本的收集。

建构一座文化圣山——简论南京原中央博物院建造过程中的一份未竟方案

中央博物院建筑群(今南京博物院)被公认为近代“中国固有式建筑”流派的一个重要作品。通过近期南京博物院所发现的一份未实施的规划方案,展示了设计者对于“着意我国固有建筑之美德而开始以中国建筑之部分应用于近代建筑”这个问题的更全面的思考。据相关史料佐证,似乎这个未实施规划方案的筹划极有可能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刘敦桢等的参与。

宋伯胤关于国立中央博物院运台文物日记辑注

宋伯胤(1921-2009),中国博物馆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48年8月1日经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先生推荐到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不久就亲历了国立中央博物院文物运台的部分过程。他曾于2009年对当时所记日记加以辑注,还原了发生在60多年前中国文博史上这一重要事件。现特摘录其1948年8月至1949年4月间日记,并将宋先生相关撰述注录于后,以期为这段历史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素材。

抗战时期的中央博物馆文物西迁

从1937年直至抗战胜利,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的大批珍贵文物由南京出发、分三条线进行了万里播迁的惊险历程。国宝们最终平安存放于四川各地,直到抗战胜利再安全返回。在战争状况下任何情况均有可能发生,国宝命系民族文化之根,因此当时高层曾提出政府垮了可以重建,文化之根脉中断则难以为继。这批文物的迁移路线直接由当时高层少数人决定,随时变化,事先并无计划。而三条线路的运送人员互相也不知道彼此的情况。在大批文物转运过程中,中央博物院职员家誊也辗转于西迁途中。最后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共同落户宜宾李庄,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段不凡的学术生涯。

梁白泉院长在南京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庆典上的欢迎辞

各位首长、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我代表南京博物院全体工作人员,热烈欢迎各位贵宾莅临我院,参加我院建院60周年的庆祝活动,对你们过去给予我院的热情指导、亲切关怀、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南京博物院的前身,是1933年蔡元培先生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中博的学人历尽艰辛,将数十万件珍贵文物播迁西南,并在那里开展考古发掘与民族学调查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又从四川迁回南京,他们为南京博物院的创建和保护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作山了重要贡献。 建国后的1950年,我院正式被命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先后隶属于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和江苏省文化局领导。1958年,我院与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署办公,性质确定为历史艺术性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