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高校农学院院长群体综论——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央大学农学院为中心

民国时期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起步与发展有赖于一批受过良好专业教育并具备一定行政长才的农学院院长,这一点在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央大学农学院这两所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重镇中得到充分体现。根据对两个学院共计16位院长的综合性分析,他们大多数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不仅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而且也在新制中小学校得到系统的西学训练,并在出国留学之前就已逐渐进入农科学堂,为负笈留洋奠定坚实基础,而在回国后又将其所学应用于自身学术研究或是所在学院整体发展,最终推动中国农学的现代化。总体而言,这些农学院院长在学术上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贡献:开创新方向,设立新机构,编纂新教材和研究新问题。

中央大巷采空区影响区域冲击危险源探测技术

为了探明胡家河煤矿中央大巷采空区影响区域冲击危险源分布特征及危险程度,利用CT探测技术原位探测中央大巷采空区影响区域,并进行冲击危险性评价,确定危险区域及危险等级。结果表明,强冲击倾向性、密集巷道群、采空区支承压力相互叠加使中央大巷区域冲击危险性升高;中央大巷探测区域内煤岩层总体处于弱冲击危险等级,进一步确定危险区域,提出针对性防冲技术措施,提高冲击地压防治水平,防治效果良好。

大型邮轮中央大厅结构直接计算研究

[目的]中央大厅是邮轮上层建筑中一种重要空间功能性舱室,其结构具有板厚薄、跨度大、支撑少、载荷复杂等特点,为结构设计带来了较大的难度。亟需提出一种可靠便捷的中央大厅结构分析评估方法,用以指导结构设计工作。[方法]以中国船级社(CCS)《邮轮局部结构直接计算指南2021》为主要依据,结合中央大厅结构载荷特点,开展邮轮中央大厅结构直接计算研究。直接计算研究中,结构所受载荷被等效并简化为总纵弯矩载荷、垂向剪切载荷、以及局部甲板载重的叠加。[结果]结构直接计算结果与全船有限元仿真结果吻合较好,验证了将直接计算流程应用于邮轮中央大厅结构设计研究的可行性。[结论]研究结果可为大型邮轮中央大厅结构设计计算流程提供参考。

学术共同体的生成理路、时代特征与使命担当--《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农业与生物类学会历史考略--以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为主线》读后

学术共同体是由具有共同问题意识、遵循相同研究范式的科学家所组成的群体,他们肩负着学术与国家的双重使命,在科学发展、理论构建、培育专业人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学术共同体生成过程与时代特征的追问,是理解科学发展规律、厘清科学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农业与生物类学会历史考略——以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为主线》一书便是基于对中国近代农业与生物类学会办会历程的回溯,引发了对学术共同体使命担当的思考。

传统街区软质景观设计策略探究——以哈尔滨中央大街为例

软质景观设计是老街区景观设计与重构为数不多可以改变的景观要素,因此设计策略显得尤为重要。设计要满足观赏感受,也需要满足人们的精神和互动需求,通过体验的方式和景观环境进行互动。中央大街的软质景观要素设计利用哈尔滨冬季富冰富雪特点突出冰雪景观设计,无论是在观赏、互动、实用层面都是创新性,要认真探索、体验设计理念与景观融合的必然性,增加人与景观的互动性体验。

抗战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动物西迁”路线考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预见日本的战略目标是占领南京,因此他对“中央大学”的内迁与战时教学计划及时作了筹划,除了确定校址,组织师生、物资设备西迁外,还对牛、猪、羊、鸡四种牲畜的迁徙作了具体安排。罗家伦后来关于动物西迁及路线写了回忆文章。该文作者查阅大量“中央大学”档案,就罗家伦所述动物西迁路线予以辨析,阐述学术见解,推动动物西迁路线继续深入研究。

哈尔滨中央大街城市RBD规划探索

哈尔滨最早形成的骨干街区之一,有着120余年历史的中央大街仅仅作为商业步行街并不能完全体现出中央大街应有的历史以及文化价值。在能保留其商业价值的前提下,将中央大街重新定位为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进行规划探索。从街道空间及商业空间两方面出发对中央大街进行空间分析,总结得出中央大街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针对相应的问题结合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的要素及功能特点提出四点规划建议。

平等、意志与自我超越 ——论中央大学艺术系“非天才主义”美术教育

近代中国教育界和文艺界对“天才教育”呼声较高,但中央大学艺术系反其道而行,提出“非天才主义”美术教育。艺术系教师并未放弃“天才”的词汇,但不断对其祛魅,使其意义发生转化。天才不再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鼓吹的具有超验能力、创造理想世界并引领大众的精英,而是一般大众都可能具备的潜力。培养美术师资和有造诣的艺术家不能仅依托天才,而更要锻炼其强大的意志——既是个体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又是打破教育中不平等关系、实现个体独立的基础。因此,中央大学艺术系的“非天才主义”美术教育可被视作在美术领域实施的“社会改革”。

多层面CT重建诊断中央大气道良性病变

目的 :分析多层面CT三维重建诊断中央大气道良性病变的价值。材料和方法 :用多层面CT对 3 5例中央气道良性病变 (解剖性异常 5例 ,炎症性病变 18例及其它 12例 )扫描 ,并全部完成三维表面遮盖显示、容积显示和仿真内窥镜检查。所有病例第一次读片时仅有横断面图像 ,第二次读片时增加重建图像。结果 :三维重建帮助 4例横断面漏误诊的解剖性异常获得确诊 ,16例炎症性病变进一步详细显示 ,2例气管支气管裂伤明确范围和程度 ;虚拟内窥镜帮助 5例横断面上不能确诊的痰液获得确诊。结论 :CT三维重建可用于解剖性异常和痰液的诊断 ,对其它良性疾病主要是对病变的另一种形式的进一步显示。

珠海市博物馆中央大厅结构设计

珠海市博物馆的中央大厅为大跨无柱空间结构,采用了钢桁架支撑于巨型型钢柱之上的结构方案,使用有限元软件SAP2000进行了结构整体计算分析。主要介绍了设计中的重点、难点,包括荷载取值及组合、设计准则、钢桁架形式及截面选择、楼盖舒适度计算、巨型型钢混凝土柱节点设计等。旨在为此类博物馆大跨度空间结构选型提供参考,发挥钢桁架在此类结构中的显著优势,进而对大跨度钢结构设计中需注意的设计要点及解决措施提供有益借鉴。

国立中央大学体育教育之研究

国立中央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最著名的一所大学,它的体育教育在当时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对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对国立中央大学体育教育的历史沿革和体育思想进行介绍和分析。在国立中央大学体育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然体育思想和军事化体育思想两种主要的体育思想。以程登科为代表的学者们所提倡的军事化体育思想,在当时起到了充实国防、预防沦亡的作用;而吴蕴瑞等学者的以自然体育为中心的体育思想,则对加快我国体育学科的建设,推动我国体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对我国当今的体育课程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发展史略

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是民国时期历史最悠久的心理学学科。从1904年三(两)江师范学堂心理学课程的实施,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它的变迁可分为三个阶段: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心理系时期(1920—1926)的起步阶段,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抗战前时期(1927—1936)的发展阶段,中央大学心理学科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9)的激化阶段。它表现出"公共课程—教育心理—应用心理"的变化轨迹,具有鲜明的应用特色。

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史学术界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新"、"旧"为重要分野。从南高师一直到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时期,该校中文系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治学和教学风格,在当时被视为一个坚守"旧学"的"学派"。一方面,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内部标榜"国学",体现出较强的旧学认同;而另一方面,现代的"学派"建构不仅出于学术认同之别,现实权力之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中央大学建筑系与民国时期的建筑师群体

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建筑系发展过程的梳理及对中央大学建筑系师资组成和性质的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民国时期大学师资兼职流动与大学学术发展的关系。就民国建筑教育而言,建筑师和教师这一双重身份及由此形成的大学宽松的教学氛围和人才的自由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央大学建筑系的人才济济与快速发展,并产生了民国时期辉煌的建筑成就。

“党国元老”、学界派系与校园政治——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辞职事件述论(1928—1930)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即行查封国立东南大学。同年7月,东南大学经国民党的接收和改组,建成新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在建立之初,即被纳入新的大学院和大学区体制之内。在这一教育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各种政治和学术势力形成纠结胶着的关系,导致中大的发展举步维艰。中央大学第一任校长张乃燕在任期内地位相当不稳固,几次的辞职事件都在校内引发风波。张乃燕的上下与当时国民党的"党国元老"与学界派系有着紧密的关联,也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初年"元老政治"对教育行政产生的重大影响。

历史校园的价值判断与整体保护——以国立中央大学旧址为例

从总体价值、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三方面分析总结了国立中央大学旧址历史建筑群的遗产价值,并针对历史校园保护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最大化保护不同时期的历史信息、加强历史校园空间格局的整体保护、建构科学客观的遗产评估体系、开展系统的历史校园有机更新和历史校园及其遗产的合理利用等措施,实现可持续的保护与再利用目标。指出应以遗产价值和发展需求作为基本尺度,建立科学、全面的遗产价值评估体系和整体保护框架,为国立中央大学旧址建筑群的永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中央大学建校与“后革命”氛围中的校园政治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即行查封国立东南大学。同年7月,东南大学经国民党的接收和改组,建成新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这所新都的国立大学以"打倒东南学阀"为标的,并积极响应"党化教育",师生均有趋新革命的认知和努力。不过,在国民党"清党"之后的"后革命"政治氛围中,中央大学的校园政治生态呈现出激进与"去政治化"并存的特点。

中央大学时期(1927-1937)吕凤子绘画观及其发展

中央大学时期成为吕凤子绘画观发展的最为关键的时期,吕凤子在这一阶段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画史画论,其书画风格与理论得以确立。吕凤子在之前"为‘艺术欲’而学艺术"的较为宽泛的观念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中国画中"线即表白"的本体论观点,并尽力理清中国画的外来因素尤其是中国画与佛教之关系。

民族危机与文化认同——从《国风》看中央大学的教授群体

《国风》是《学衡》杂志的继续,在保持反对新文学运动特色的基础上,强化了抗日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情感。因《国风》的成员多原《学衡》的作者,此时在中央大学群聚,实际上开始了一个“后学衡时代”。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在这一时期同时表现出鲜明的尊孔倾向。从中央大学的教授群体的活动,可以看出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文化政策与文学、学术的关系。

国家意志与近代中国的大学治理——以罗家伦时期中央大学的发展为例

在近代中国,国家意志对大学治理影响深刻,这对于位居首都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更是如此。国民政府要将大学教育纳入国家建设的轨道,强化对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对于中央大学期许甚高。校长罗家伦提出将"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作为中大的使命,并努力把来自党国的政治需求和意志通过"建设民族文化"落实到大学的办学实践和组织文化之中。罗家伦的努力推动了中大的快速发展,但大学与政府的"过往甚密"也影响到大学的学术品质与风气,引起了学术与政治的冲突与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