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权威——从秦简看秦代国家对中央威权的塑造

秦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由于行政技术手段滞后、合格吏员短缺,疆域辽阔等因素,导致中央威权的发挥有一定限度。人们观念和信仰方面表现出弹性,也使中央威权面临更为棘手的挑战。因此,秦代国家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确立王室祠的合法地位,地方官员对王室宗庙定期巡视维护,排挤其他祭祀活动。中央划定郡县边界,地方政府需要定期校对律令。中央直接插手地方行政事务,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中央事务表现出优先权。国家甚至还着力塑造基层社会的面貌,以塑造中央权威。

民国南京中央威权的重建及其统一实质

时至1920年代初,国民党政治势力在南方的影响依然相当有限。正是孙中山采取了接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帮助的策略,才为其后北伐的顺利推进奠定了相应的政治基础。然随孙中山的逝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逐渐暴露了其推行独裁统治的野心,并采取了大规模的整理党务与清党运动;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以及地方实力派的存在,仍使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只能流于形式。

“权威-分层-分权”结构何以可能?--基于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40余年发展进程的思考

中国40余年发展历程中的地方政府创新,对社会建设、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是执政方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供给功能。1978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三个层面的结构特征:政治组织的全国统一(中央威权的基础)、地方经济和管理模式的多元化与社会张力结构持续增加,这构成了观察地方政府创新"为何发生、何以持续、如何扩展"的一个整体性框架。我们在多案例的长期追踪研究中发现,通过地方政府创新,中国实现了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自下而上的扩展与横向复制的扩散,实现了从经济改革到管理创新的分层次分权的发展结构。由于采取了分层-分权,而不是一揽子放权,地方政府创新作为一种治理资源,有序地嵌入地方经济市场化和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发展当中,使得超大规模的社会呈现出地方支撑的发展结构,从而分解了整体性社会发展的任务,形成了中国各个区域发展的政府创新资源嵌入,这提供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地方化基础。地方政府的创新功能发挥,使得中国社会发展结构具有了"威权-分层-分权"结构的地方内涵,实现了国家整体性社会发展任务分解的地方化机制与社会危机化解的地方结构,以及民主化的地方进展载体,这正是地方政府创新对中国发展路径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