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论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制度的探索

1928-1930年“左联”成立之前的“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身处危机时刻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文艺制度的探索。党的文艺制度的生成既有自身谋求文艺领导权、知识分子推动社会革命的主动因素,也有迫于政治斗争、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影响的被动因素。党在这一时期对文艺制度的探索,在制度理念上确立了“宣传”“实践”“组织改造”3个基本的规范性指向。1929年,党专门领导文艺文化的组织机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党的文艺制度的初步成型。党此时对文艺力量的重视与文艺制度的快速建设,显现出超前的文化眼光和强大的组织力量。党对文艺与社会现实、政治斗争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刻理解,构成其文艺制度的理论前提。党对文艺制度的探索有外来观念的影响,但更多是从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并不断随其变化而调整,这是其文艺制度具有强大的组织效能且能高效推动文艺实践和革命实践的根本原因。

流水孤村花数朵,于无人处最销魂——教育家杜国庠功行的铭述追望

杜国庠澄海志学,东瀛修习。毕业归来,任教北京大学,兼行自由研究和个别教育,宣传新兴学说,剖析学校制度。出任中学校长,试行"亲爱力学"说。指导上海左翼文化团体的秘密活动,参加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文化建设。战后在上海,有公开的文化身份,有隐匿的政治使命。1950年始,政治角色和文化角色合二为一,在学术复元、基础重建、制度改革、文化再造等方面,不舍昼夜。杜国庠的信仰与行动一体,性情与职业无隙,气节才望及其教育家形象,固不显扬。年谱、文编、诗文全集之类基础材料未备,有关论文不多,专题著作罕见。对这位摩诘稀声的教育家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