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仪式上的认同再生产:1950—1952年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实践表达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冷战格局下,美帝国主义联合国内反革命势力制造种种威胁和破坏,民族间的不平等以及隔阂甚深。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1950至1952年政务院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出访民族地区,以达到整体的社会动员,推动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这种认同在各地政府和各族群众对中央民族访问团欢迎仪式上得到成功实践,如通过在特定空间举办欢迎仪式、仪式上大规模参加人员集体在场和礼物的流动等,调动起群体的参与性与聚合性,从而保证了集体成员的在场,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和认同再生产。这一创新民族治理模式为当代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

毛泽东民族思想的伟大实践——建国初期中央民族访问团历史功绩述略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以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和发展为核心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派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正是这一理论和思想在全国的一次伟大实践。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对中央民族访问团有关情况及其历史作用作一粗略论述,以纪念这一历史壮举,纪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缅怀他们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进步和发展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功实践——以中央民族访问团为中心的考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是一个连贯的、相互继承的历史过程,各时期有不同内涵与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铸建工作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活动中得到集中体现,主要在于铸牢三种认同意识: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凸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往旧政权本质的不同,加之抗美援朝的爆发及“祖国边疆,不容侵犯”思想的传布促进了各民族对国家的体认;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通过政策宣传、制度实施及“以心换心”的工作态度与作风,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信任感和认同感有了极大提升;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访问团运用多种方式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及少数民族内部的关系进行了疏通,效果显著,使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成为主流表述,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明显增强。

践行民族政策:中央民族访问团参与西康民主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更好地实施《共同纲领》,巩固民族地区政权,消除民族矛盾与隔阂,党中央派中央民族访问团出访西康,参与当地民主建设。访问团从参与自治区建设、调解民族纠纷和创立文字等方面着手,认真落实"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自治"的政策规定,建立自治区政府,化解民族地区矛盾,推进文化教育事业,促进西康地区民主发展,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实施民族政策是有所启示的。

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之行的历史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组建中央民族访问团,代表国家访问边疆少数民族。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按照上级“派下去”与“请上来”指示,在10个月时间内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的42个县。访问工作主要是召开各民族群众大会;召开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召开民族代表会议;对于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或各族各界代表人物以及典型村寨、典型户进行个别访问,广泛联系云南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访问团通过介绍情况、听取意见、消除隔阂以架起沟通关系的桥梁,并鼓励他们协助各级地方政府建立政权。同时,访问团还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收集边疆少数民族的意愿并反馈给中央。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的云南之行是特定历史时期开创的一项特殊民族工作形式,把慰问少数民族、宣传民族政策、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情况等多项任务结合,取得良好成绩,有效增强了云南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同,构建起新型民族关系。

“沟通民族情感”的桥梁:中央民族访问团在贵州调研的情况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为沟通民族关系,宣传民族政策,调查民族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了民族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调查研究。西南访问团是第一个访问团,其在贵州访问期间,宣传民族政策,慰问各族群众,疏通民族关系,进行社会调查,沟通了民族感情,加强了民族团结,并为民族识别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交流活动对民族工作的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就非常重视民族工作的革新发展,曾集中组织开展了包括派遣中央民族访问团、医疗队、贸易工作队和邀请边疆少数民族代表赴内地参观等在内的一系列民族交流活动。这些民族交流活动对于科学制定民族政策、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要作用,是中共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关系问题的有益尝试和有效实践。

新中国初期的社会调查与民族工作——以广西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为中心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随着民族工作的逐步开展,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新中国初期党和政府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有组织地开展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为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为新中国民族研究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近代广西瑶族人口的变迁(1930-1955)——以都安县为中心

近代广西瑶族人口的变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以都安县瑶族为例, 1936年都安县有万余瑶人,随后在国民党特种教育等政策的影响下,瑶族人数不断减少。及至1947年前后,该县仅剩四千余瑶人。然而, 1950年代初期,在新民族政策的影响下,当地瑶族人数突然增多,并迅速超过民国时期的统计人数。因而,从瑶人变为普通民众或方向相反的变化,明显受到了瑶人外部的政治因素的影响。

“派下去，请上来”：建国初期疏通民族关系的伟大创举

新中国成立初期,占全国总人口6%的少数民族人口生活在约占全国总面积60%的国土面积上,民族关系复杂,民族团结形势严峻,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没有全面摸清,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相对薄弱。建国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即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分赴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传达党和政府的关怀,表达汉族人民的兄弟情谊,调研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同时组织各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这一来一往,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深情厚爱和博大胸怀,在中国民族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力推动了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国国产党从了解信任到强烈热爱和衷心拥戴的历史性转变。同时,增强了各民族之间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建立新型民族关系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