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形式主义?——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的组态分析

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透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的多种组态,以解释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与再生产形式主义。研究发现: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构成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实为“多重复杂并发因果”;六条路径、三类条件组态构成了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产生的主要驱动机制,即“经济约束”驱动型,“注意力兑现悬浮”驱动型与“避责思维”驱动型,各因素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引发形式主义的发生与再生产等。为了防范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福祉,当前亟需在推动产业转型以促进“经济”“环保”目标的平衡、内外协同以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以及精准问责以疏解官员“避责”情结等方面下大功夫。

运动式治理情境下非典型压力传导规律研究——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为例

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下的Z省为例,采用包含嵌入式分析单元的案例研究设计,以“压力产生—传导—作用效果”为基本研究框架,探究运动式治理情境下非典型压力传导规律。研究发现:非典型压力主要来自于舆论、时间以及问题等压力的综合,经历“压力产生—压实—分化—化解”四步。非典型压力基本可以实现有效传导,但没有形成“压力威慑效应”,且压力作用效果达到峰值后逐渐变小;非典型压力效果的实现需要上下级压力作用力度大且连续。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驻行为的政策效应及反思——以西部地区空气污染治理为例

采用精确断点回归法对2015—2022年我国西部地区的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覆盖的地级市日度数据进行分析,以探究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驻行为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各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对西部地区的空气质量具有一定改善效果,对空气质量指数(AQI)的降低效果短期内较为明显,存在督察后污染反弹情况和延迟情况,持续效应不明显,在空气污染治理难度、治理能力、治理力度不同的地区呈现政策效应异质性,第二产业占比较低、人均GDP较高以及废气治理投资相对较高地区空气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结合分析结果,提出应进一步完善治污方式、健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运行机制、建立长效考核机制、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等建议。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下基层环境执法的现状与优化——以T企业为例

自2015年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开展以来,这一制度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着愈发显著的督政功能。以云南省一企业为例,企业所在市生态环境行政机关面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自上而下的层层压力,在环境执法中既存在亮眼之举,又存在不当之处。地方政府执法规制过度、行政行为合理性欠缺、缺乏执行激励机制的问题有待完善。规范地方政府行政规制尤为重要,其中,地方立法质量的提升和依法决策是规范环境执法的关键,重视行政复议是倒逼依法行政的长远之举。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与治理效能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是理解“十三五”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脉络。全面理解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应置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场景,从“嵌入”和“激活”的视角加以阐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是党政体制优势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具体运用,它将党政体制的权威资源、环境法治的制度资源以及公众参与的信息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为贯彻最严《环保法》以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赋能增效。在此基础上,基于现有的研究证据,建构一个整体理解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治理效能的综合框架成为必要。所以这里运用政策执行理论,厘清政策行动、政策产出以及政策结果的分异与联结,进而呈现“美丽中国—‘最严环保法’—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地方党政机关—排污企业—环境质量改善”的作用链传导机制。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法律规范依据完善研究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业已形成了包括基础性法律规范依据、主要法律规范依据、补充性法律规范依据的督察机制,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法律制度定位不高、内容不尽完善和实效有待提升的特点。应当从完善法律依据、强化公众参与、优化责任体系和补强配套机制等方面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从而促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法治化,增强其环境治理效能。

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法治化——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为中心

我国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历时3年完成了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面督察,但两批'回头看'反馈情况暴露出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存在法律依据薄弱、法律适用模糊等法制难题。据此,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确立了第一部党内法规,规范了'两级三类'生态环保督察体制,推进了督察程序和权限的法制化,加强了内部管理机制的科学化。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的法制化创新是实现法治化发展的基础,伴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的发布,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改革逐渐进入深水期,其法治化发展应重点在三个场域内展开:党内法规体系的建立健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统筹协调、党内法规与配套法律制度的有机衔接。

新时代环境治理体制改革的面向:实践逻辑与理论争论

新时代环境治理体制推进职能整合、机构隶属关系和干部人事管理权限调整等多维改革,以破解生态环境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属地层次、次国家层次和国家层次探索了环境大部门制、省以下“垂改”试点、区域和流域环保机构设置以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环境大部门制和综合执法改革等横向职能整合具有高度的共识;“垂改”试点和生态环保督察等纵向权力结构调整则存在内在机理和有效性争论。这些探索预示着新时代环境治理体制改革既需要秉持制度有效性超越制度理想性的标准,又需要通过更多的效果诊断性评估和深度案例追踪作为循证基础以审视和探索环境治理体制改革的优化路径。

如何破解环境政策执行“运动式”困境?——基于组态的研究

如何破解运动式治理的弊端是环境政策执行领域关注的重点。立足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这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改革举措,本文选取了40个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保督察下典型失败和优秀案例,构建了契合环保督察实际的环境政策执行分析框架,运用NCA和fsQCA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地方政府突破“运动式”的弊端,实现环境政策有效执行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运动式治理特征明显的专项行动、市级领导重视、专项小组是环保督察下政策有效执行的入场券,文章肯定了运动式治理对环境政策执行的重要意义;第二,研究发现了政策有效执行的三条路径:“内部驱动型”“协作驱动型”和“监督驱动型”,并进一步指出内部监督应成为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工具,并且在环境治理中制度设计的作用要大于治理资金的投入;第三,环境问题属性不同会引发领导重视和公众关注之间的替代关系;第四,总结了环保督察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有效执行的发生逻辑:被动开启-问题识别与策略匹配-持续跟进。文章进一步指出,对于当前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而言,要从问题出发合理搭配政策执行工具,逐渐摆脱政策执行中的控制思维,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社会与公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