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实践思考

2022年11月,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印发《关于提高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效能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从国有资产配置处置、日常运行、服务保障等方面入手对提高资产管理效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从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角度着手,探讨事业单位如何深入结合《实施意见》文件精神,加强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切实提高资产使用效益、保障事业运行。

从国外行政机构改革的立法经验看我国中央行政机构改革的法制化

从我国目前调整中央行政组织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现状来讲,无论是从组织法体系还是从组织法的原则、内容和程序上,都没有做好准备。而从国外的改革经验来看,每一次的机构改革,都必然伴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修改与规范。为了使我国的行政机构改革能够取得预期效果,我们迫切需要将改革措施与法律制度完善结合,从改革的权力配置、组织法的体系构建,以及组织法内容的完善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石刻所见辽代中央行政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六

辽代官制承唐仿宋,中央行政系统的职官亦不例外。但由于《辽史.百官志》的疏漏,大量辽代中央行政系统的职官不见记载。钩沉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可对辽代中央行政系统职官进行考证,以弥补《辽史.百官志》记载的缺漏,并有益于学者对辽代行政制度史的研究。

试析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中央行政体制的调整

1949年至1954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新中国在此时期建立并实行了中央人民政府下辖政务院的二级政府体制。自1952年6月至1954年《宪法》颁布前,在经济、体制、毛泽东个人因素和偶然因素等共同作用下,中共中央对包括党政机构在内的中央行政体制相继进行了两轮调整。以中央人民政府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和"五口通商"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为标志,最终从体制上根本确立并保证了中共中央对政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使中央行政体制在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魔兽世界》审批权之争看中央行政机关权限冲突之解决方式及其完善

《魔兽世界》审批权之争反映了我国中央行政机关权限冲突依然无法有效的解决。我国中央行政机关权限冲突的解决方式有两个环节:一是中央行政机关相互协调;二是国务院(通过中央编办)进行协调。这种解决方式在实践中依然存在协调不及时、规定不清晰和机制不明确的问题。完善我国中央行政机关权限冲突解决方式的思路是强化行政首脑的权限争议裁决权,而不是强化诉讼救济。具体来说,完善中央行政机关组织法;行政机关相互尊重对方的职责权限,并负有协助义务;进一步实施大部制改革,重整行政组织;强化国务院总理在权限冲突中的裁决权。

唐王朝中央行政体制的构成及其效能分析

在中央行政管理体制上,唐王朝注重中央行政权力的划分与制约,逐渐完善了三省六部制,以行使最高行政决策权、审核权和执行权。同时,为了保证决策和执行系统正常而有序的运作,还设置了专门的行政监察系统。唐王朝中央行政管理体制的构成与中央行政权既相互分立又相互制约的体制运行特点及其效能,对当代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论中央行政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基于伙伴关系的视角

行政部门间的关系协调伴随国家发展始终,各行政部门职能明确、权责明晰则政令通达、有条不紊,反之则政策掣肘、系统梗阻。当前存在公共服务不兼容、环保合作匮乏、行政资源分散、区域经济沟通少的弊病,本文从顶层设计之中央行政部门合作层面分析,探寻阻滞跨部门协同的原因。中央行政部门的协同合作,要营造法治环境以维护公平正义,建立独立机构以超越条块分割和打破层级束缚;制定共同目标和设定联合任务,鼓励各部门主动协作,限期完成任务,定期督查合作效果,建构多个政府间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伙伴关系。

唐代中央行政决策机制研究

唐代建立了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决策机制。一是决策监督机制:唐代中央决策系统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在决策过程中互相制衡;在中书、门下决策中枢设置一大批谏官,对决策进行审议;决策执行机关尚书省对中书、门下的决策进行认真审查,若决策有失误,可以封还诏书,拒绝执行;监察机关御史台也可拒绝执行皇帝不合法的决策。二是决策集议制度:唐代中央对军国大事进行决策时,总要召集有关官吏进行讨论,主要采取朝议(又名廷议)、仗下后议、延英会议、百官集仪、政事堂会议等决策形式,集思广益,反复论证。三是决策咨询制度:唐代皇帝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弘文馆、集贤院学士和翰林学士等一大批德才之士作为谋僚,皇帝每遇军国大事决策总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咨询决策的方案。四是信息传递制度:唐代中央决策信息依法按程序上报,真实可靠,处理及时,违者依法制裁。唐代中央行政决策机制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有一定的法律制度作保障,表现在建立了比较严格的决策责任制,互相制衡,决策过程按一定的法律程序运行;二是实行决策论证制,集体讨论,广泛咨询,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唐代中央决策的质量和速度,使决策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减少了决策的失误,促进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

试论唐中央行政对监察权力的弱化

唐中后期,监察制度遭到破坏,监察权力被削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察机构的授权主体由皇帝逐步转向宰相。宰相利用制度监督监察机构,利用职权打击监察官员,并通过争夺监察官员的任免权,控制监察机构,从而削弱了监察机构的权力。

从清代中央行政官职机构词语看满汉文化关系

本文运用文化语言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主要从清代中央行政机构官制词语入手,通过对清朝入关前与入关后中央行政机构官制词语的对比、转变,展现出清朝官制既有承袭明制的一面,又有民族特色的一面,从而进一步说明满汉文化是相互影响、融合的关系,而并非同化关系。

中央权力机关和中央行政机关立法权限划分探析

中央权力机关与中央行政机关立法权限划分是中国立法体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过于笼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临时性及法案起草方面,相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而言,行政机关明显占优势,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授权立法监督不力等诸多因素,导致在实践中国家立法通过的法律绝大多数法案由国务院起草并提出,授权国务院立法处于主导地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要充分发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明确法律绝对保留事项,依据《立法法》对授权立法的相关规定,加强对授权立法监督。

周恩来与1956—1966年中央行政体制改革

1956年—1966年,周恩来提出了许多中央行政体制改革思想,身体力行积极推动体制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这次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进行,并没有触及体制根本弊端,部门管理体制也没有改变,此次体制改革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但它向人们揭示了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卡在使用中的问题及建议

随着财政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等公共财政建设和预算制度改革,增强公务支出透明度的内在要求,2008年财政部全面在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推行了公务卡制度改革。推行公务卡,是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改革。对于提高中央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规范中央财政资金授权支付管理和加强财政监督等具有重要意义。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执行公务卡结算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在公务卡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建议推行公务卡改革应主观加强公务卡执行力度,客观上完善配套措施等,以确保公务卡制度在财政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视角下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优化研究——以S省局为例

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是国家财政依托大数据和“互联网+”等信息手段,全面进军数字化的第一步,是数字化财政改革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但目前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仍存在预核算侧重点不匹配、“两套账”、调错账风险及对账难度增加等问题,因此,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势在必行。以S省局为例,从预算管理一体化政策实践、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对单位财务管理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最后提出财务管理优化方法,促进预算管理与财务管理相互融合,最终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顺利完成,提高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水平。

新形势下加强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思考

国有资产是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近年来,随着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量保持较快增长,管理水平稳步提升,但仍然存在配置把控不紧、使用把控不实、处置把控不严等突出问题。本文针对当前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结合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从主管部门和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两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为堵塞国有资产管理漏洞、提高管理效能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

北京中央行政区规划调整与古城改造结合研究

论述了对北京首都中央行政区空间布局进行调整置换是提高城市效率的措施之一,提出了行政建筑设计的形式和古城改造的发展方向,对行政区空间布局调整与古城改造结合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该方案可行的结论。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的实践与思考

本文从绩效评价工作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导向作用等方面在对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水利部机关近年来开展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工作的经验和成效进行了总结,并从更好地适应国有资产管理新形势、推动资产管理工作提质升级和发挥好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示范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简析我国中央行政立法权限

“法治国家”是依法治国要达到的目标,依法治国的核心和重点在于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据法律,更要求行政机关要根据法律和法律的授权制定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