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演变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象史著中流行的说法那样,是张之洞发明首创,其实,它是十九世纪后期一个广泛流行的口号.也有人用道器、本末、主辅代替"体用"二字,或以旧学、新学、圣学、洋学分别代替"中学"与"西学"来表述这一思想.这一口号从模糊地提出到形成为一种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而曲折的历史过程.

重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关于中国当代雕塑发展的思考

中国传统雕塑的缺失是中国当代雕塑发展存在的重大问题,文章从中国古代雕塑历史的经验分析,强调中国传统雕塑在当代雕塑发展中的主体性,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解释其内涵及实施方法。

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辩——兼论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在文化革新路径的选择上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方法论意义却具有跨时代的价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毕竟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文化领域的大门,促使中国人走出以往文化的固定圈子,真正"睁开了眼看世界",从此确定了"会同中西"、再造文化的思路和方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培养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开放心态;二是确立了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三是形成了近代知识分子多元化的价值认同意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当代阐释——对家具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趋势与对策研究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命题,对于近现代学人来说,如何面对中学和西学相遇、相冲突的境地,采取何种研究的态度,将会影响未来中国文化,以及设计文化研究领域的的走向。儒家提倡"天下大同"思想,今天我们以产品设计专业中家具设计课程为例,重新审视其改革与发展。笔者认为,中学为体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道器一体"的精神实质,西学为用,是主张在立足中国传统造物精神的基础上,有目的地借鉴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代科学技术,从而使我国家具设计课程能够符合国际一体化发展需求,培养出集生产、管理以及服务的高素质综合服务型人才。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不断深化和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19世纪中叶后中西文化剧烈碰撞、深刻交融的时代产物。它是一代开明的地主阶级先进分子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为适应时代变化的潮流而进行的历史性抉择。本文作者通过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内涵的解读与历史作用的评价，探讨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近代中国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历程

近代西学开始传入中国,大致上应从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广州办学算起.在这稍后,两广总督林则徐派人刺探西方情势,广搜其资料,汇编成了《四洲志》一书,魏源又在此书的基础上编成了《海国图志》,成为人们了解和学习西方的重要典籍,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人被允准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教会学校,玛理逊学堂便于1842年在澳门建成,随后迁到香港.该校课程除中文、耶稣教义外,还开设了几何、代数、化学、生理、历史、地理。

张之洞的基本教育活动及其基本的教育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续)

(五)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种影响很大的思潮。它并非张之洞首创,而是洋务运动(当然也包括洋务教育)的一贯指导思想。但张之洞是全面阐述这一思想的第一人,并在教育活动中不遗余力地贯彻了这一思想。从张之洞转变成洋务派以后的教育活动加以分析,可以看出,“中体西用”是他的基本的教育思想。他于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乃是这一思想集大成的代表作;由他主持制定的1903年学制中的《学务纲要》共56条。

重新评价张之洞及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张之洞(1836—1909年)是清末光绪时期地主阶级政治家、实业家和教育家,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奠基人,也是我国近代史上争议颇大且毁多于誉的重要历史人物。本文试图根据张之洞在我国近代发挥作用的几个方面,对他重新评价。 一 张之洞生活的时期,正是“欧洲资本家的贪婪魔掌已经伸向中国”,强迫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一时期各类矛盾日趋复杂,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中国近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观念,它的产生有着历史的原因。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张之洞惊呼:“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由于长期封闭的历史文明滋育了自傲的民族心理和维持旧有传统的社会惰性。

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合理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本是为抵御外侮、匡救时弊。其中,"西学为用"是洋务派官员总结自身经历和向他国学习的产物。且因当时儒家政治文化占统治地位以及洋务派官员的地主阶级属性,故"中学为体"的提出也是势所必然。而且,"中学为体"也减少了变革的阻力,使洋务运动得以在较长时间内进行,并取得重大成就,带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步。洋务运动最后失败,根本原因不是它的指导思想,而是包括洋务派在内的统治阶级的腐朽与自私。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新解——谈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移植应遵循的原则

本文从高等教育国际移植的角度重新诠释了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意义。在现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各国都在努力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弥补自身不足、谋求自身发展,我国也同样如此。但在这种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所学习经验对我国发展是否有益,以及移植来的经验如何在本土化、健康成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在高等教育的移植中尤为重要。因此,笔者简单回顾了我国的高等教育移植历史,提出应该重新理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涵,将之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移植所应遵循的原则。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分析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侧面,是早期维新派(包括冯桂芬)和洋务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作出了成绩,也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推敲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年第三期刊登了夏东元同志的文章《洋务运动发展论》。文章在论述“中体西用”思想时写道:林则徐、魏源所提“

中日民族文化形态的不同体现——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东洋道德,西洋艺术”

19世纪,随着西方列强的东来,西学东渐,西方科学文化的输入,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度中发生、发展。西方崭新的文明文化观冲刷着中日两国陈腐的传统观念,给封建传统文化增添了新思想、新内容、新方法、新境界,带来了新的生机。但是两国在西学输入过程中的差异也是明显的。面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汹涌波涛,中国逐渐形成了“

简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朝封建统治得到暂时的稳定.这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开始改变,看到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也认识到某些新思想、新文化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把资本主义国家在武器制造、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果当作“强壮剂”,在其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举办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以兴学校、办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晚清教育的指导思想.这一教育思想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要正确地评价它,就应该根据当时社会的背景,从横向和纵向去评价.所谓横向评价是指“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对当时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影响,纵向的评价是指“中体西用”对当时教育的影响,对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影响.这样才能看出“中体西用”进步的一面和保守的一面,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论点.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四大发明

一提起洋务运动,就想起张之洞的一句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洋务运动就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失败的,洋务派也因此有所分化。所谓“体”者,就是坚持封建的政治、经济结构也;所谓“用”者,则是对固有的体不作任何改革,只限于科学技术的引进也。在政治上搞封建专制主义;在经济上采用先进科学技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中学”对国人德育的启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不断深化和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19世纪中叶后中西文化剧烈碰撞、深刻交融的时代产物。它是一代开明的地主阶级先进分子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为适应时代变化的潮流而进行的历史性抉择。本通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涵的解读，探讨“中学”对国人德育的启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沈家本与清末法制变革再评说

在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百年时间里,中国人一直面临着救亡图存和道路选择的双重考验。西方列强野蛮侵略所引起的,是古老中国最深层次的巨大震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西方列强的强盗行径,直接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解——从跆拳道现象出发兼论民族传统体育之发展

本文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切入点,运用逻辑分析法,调查访问法,文献资料法从文化交流的层面剖析跆拳道推广成功的社会原因。并以此为借鉴,提出适用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保护措施,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相关的启示。

孙家鼐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首倡者

贵刊1982年刊登邬国义同志《孙家鼐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章,说孙家鼐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口号最早见于文字者。其实不然。据笔者所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西历1895年4月),在《万国公报》发表的《救时策》中,就已明确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者署名为南溪赘翁。(见《万国公报》第七十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