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中源说”与“中学西源说”先后关系辨正——“西学中源说”是中华学者对于“中学西源说”的高级应对

“中学西源说”晚明就已出现,明清间中华学者提出过初级应对方案“中西并置说”,也提出过高级应对方案“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的核心思想是“以中化西”,尽最大努力把“耶教文化”与“欧西学术”纳入“华夏文化”体系与“中华学术”框架之中。围绕此点,以王韬“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陈炽“西法之本出乎中”、王仁俊“西学源于中书”三大典型高级应对方案为例,可提出“西学中源说”是中华学者对于“中学西源说”的高级应对这一观点。

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与中西科技交流

如何处理基督教文化和儒教文化两大异质文化,成为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颇为复杂的问题。外国传教士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趋于两极。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些人为了减少传教的阻力,有认同儒学的倾向;另有些人以"文明和优等民族的代表"自居而无视中国文化;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则提出"中学西源说"。

以《易》为焦点的中西文化源头论争与会通

西方“索隐派”以“赫耳墨斯思想”为依据,以“三重伟大”作为沟通基督教和异教思想的突破口。他们对《易经》予以高度关注,试图建立伏羲等中国上古人物与《圣经》纪年的对应关系,并从《易经》中寻找上帝的启示,倡导“中学西源说”。“索隐派”的本意是调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矛盾,却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回击,“中学西源说”亦被中国士人转化为“西学中源说”和“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在双方论证“中学西源”或“西学中源”的过程中,《易经》均发挥了沟通中西学术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