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方法论与邓小平和谐社会观的构建

邓小平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但他所追求和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者,邓小平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犹不及”、“执两用中”、“和而不同”、“和合之道”的思维方式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它既是中国古代“中庸”文化传统在现代的发扬,也使“中庸”的思维方式得到了更新和升华。努力挖掘中庸方法论与邓小平和谐社会观之间的联系,有助于从思想根基上加深对邓小平和谐社会观和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解。

翻译研究的“返乡”之旅——《翻译理论的中庸方法论研究》评介

蔡新乐的专著《翻译理论的中庸方法论研究》引入儒家的中庸之道,通过对中国文化中相关核心词汇的疏解与翻译,如“文”“明”“生生”等,生发思想,探索译理,以期为翻译理论研究铺设新的方法论路径。本书的主要特征有三:(1)参照西方文化,回归中国传统;(2)利用批判思维,开辟创新空间;(3)着重形上思考,兼顾形下实践。作者的治学之道对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构建也有很大启发。

中庸辩证法思想新探

中庸辩证法思想新探杨涯人解保军中庸是儒家哲学、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是儒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在中国古代，中庸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并因此成为传统观念中最富于训诫意义的治世标准。近世以来，中庸的命运急转直下，被视为折衷主义、调和主...

中庸批判

(一)中庸的产生与发展中、庸二字联用,首见于《尚书·大禹谟》: 帝曰:“来,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意思是舜帝告诫禹说:“人心诡危,道义渺茫,唯当求精诚一贯,恰当执取中正。无证无考之言不听,无询无虑之谋不用。”用什么呢?用中,或者说唐中,也就是中庸,可见中庸的思想产生很早。或日《大禹谟》为后儒伪托之文,不可凭信;但殷墟卜辞是真的,它证实了殷代就有中庸思想。《殷墟书契前编》七·二十二·一片甲骨有卜文日:

儒家中庸思想之评述

中庸思想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方法论,与仁爱思想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体系的两大基石。本文剖析了儒家中庸方法论的真正内涵、不同时期对中庸的解析、以及中庸方法论与折中主义、调和论的三处差异。阐明了儒家中庸思想和所谓的折中主义、调和论有本质不同,实乃广大民众、社会所谋取的一种积极、正确,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方法论思想。

孔子中庸含义析

关于孔子的中庸思想,古来论述甚丰。尤以近世以来,争论更为热烈,毁誉并陈,莫衷一是。尽管如此,学者们总还有个一致的见解:中庸与中华民族犹瓜之于藤,联系极为密切。唯此,学者们才心甘情愿地在这块土地上多洒汗水。在论争中,首先对中庸的含义产生了分歧,使中庸的研究不能深入下去。统而观之,分歧的原因在于大家都囿于中庸思想的一个侧面,以偏概全。比如。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古代“刑罚得中”原则的考证与现代意蕴

中国古代的“刑罚得中”原则是中庸方法论在法律领域的运用,彰显了古代中庸之道的“用中”“时中”和“中和”的方法论智慧。在中国古代,无论是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司法官员还是视司法为王朝统治重要力量的君主,都非常重视法律领域“刑罚得中”的实现。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承载古代人本主义的“刑罚得中”与承载近现代人权思想的罪刑均衡原则固然旨趣不同,但是二者在技术层面的精髓是一致的,即刑罚是一把双刃剑,必须追求刑罚的适当性,技术层面的这种精髓承载着不同时空下的人们对刑罚功能和刑罚规律的理性认知。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古代的“刑罚得中”还是近现代的罪刑均衡的实现都会遭遇相同的难题,即法官自由裁量权如何适度约束。在中国古代,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自由裁量适度约束机制,一方面,通过细密、具体的规范对法官的自由裁量严格控权,防范其负面效应的产生;另一方面,通过完备的配套制度,对法官的自由裁量适度放权,并且通过一定的机制引导、激励法官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保障其为实现量刑公正发挥积极的效应。这为当下我国正在进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如何处理量刑规范与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智识上的资源。

传统和谐观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和"的哲学确立了较为系统的关于"和谐"的基本价值观,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因此,我们要弘扬传统"和"的哲学中和谐自然论、和谐人际论等的当代价值。

孔孟哲学思想比较

孔子、孟子的哲学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连贯和师承关系决定了他们哲学思想的相同性,时代的变异和性格的差别决定了他们哲学思想的不同性。我们对他们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了解他们二人哲学思想的本质和特点,一方面了解时代发展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