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省修身:试析《中庸章句》中“君子之道”的德性修养论

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的丰富与发展,“君子之道”的思想内涵经过历代学者的充实与完善而逐渐呈现出深刻的哲理思想与现实意义。先秦时期的著名儒家经典——《中庸》对儒家“君子之道”的缘起、内涵及其道德要求等均进行系统而丰富的论证,故其极具深刻的研究价值。《中庸》中的“君子之道”源于孔子的儒学思想架构,而在南宋理学家朱熹对其理解与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中庸》中的“君子之道”相较于孔子的“生而知之”的先验论更为具体广泛,其所呈现出的超越性与孔子对于道德的高度重视一脉相承,所以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一道德目标,其核心要义便是需要个体不断内省修身。

朱熹《中庸章句》首章“三位一体”的诠释特色

朱子对《中庸》首章作出了创造性诠释,深刻论述了该章居于全书之"体要"的地位,指出该章依次论述了"道之本原"、"存养省察"、"圣神功化"三个儒学核心话题,揭示了《中庸》乃是集儒家本体、功夫、境界三位于一体的成德系统,此一成德系统,通天人,合内外,安人我,即内在而超越,最精微地浓缩了儒学的根本要义。

秩序的确立与毁灭——以朱子《中庸章句》为中心论“贤知之过”

朱子通过《中庸章句》详细探讨了"贤知之过"的命题,不仅揭示了关注"过犹不及"行为主体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其所蕴涵的深刻意旨,也即确立秩序的必要性及秩序所面临的挑战。《中庸章句》首章明确了人间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的必要性和根据来源,第二章至第十一章则对秩序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之道进行仔细探讨。由此得出,智者和贤者的"过之"是破坏秩序的主要力量之一,要避免破坏秩序,应回归"中庸"。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诠释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内涵作了诠释,认为"知、仁、勇"意在"择善"而"固执",而且该三者既有区分,又互相关联;重要的是,朱熹对于"知、仁、勇"的诠释还与"中庸"结合在一起,而且特别强调必须以"诚"为根本。这可以为当今建构新的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

朱熹《中庸章句》对“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中庸章句》对《中庸》所谓"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强调人对于自然只能起着辅助的作用,认为应当通过与自然的相互补充、相互协调,达到"与天地参",实现人与天地的和谐;同时还认为,要辅助自然,必须"至诚"、"尽性"而达到"无人欲之私",应当客观、全面地把握自然之理,并据此合理地对待自然,使之各得其宜。显然,这不仅是为了人,而且也是为了自然,应当是一种与当今备受质疑的人类中心论不同的、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为中心的讨论

朱熹的学术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因此,朱熹的学术不仅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格物致知论为出发点,而且还以敬为本,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过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诚"的最高境界,并且是对道统"十六字心传"的一种延续。

朱熹《中庸章句》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作《中庸章句》是对《中庸》这一"孔门传授心法"做出诠释,以接续尧、舜、禹至孔、孟以"心"为核心的传道系统。所以,朱熹《中庸章句》讲圣人道统所传之"道"在于"心";以心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读"中庸"之"中";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具众理";讲心之"未发","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讲"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讲"以尊德性为主","非存心无以致知"。具有较多的"心学"内涵,包含了许多与陆九渊"心学"相一致同时又有所差异的内容。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的为政以诚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实为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上篇第十四至十七章和下篇第十八至二十章的合并。这一合并用"诚"予以连贯,以"诚"为枢纽,蕴含了朱熹的为政以诚思想。《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以"真实无妄"释"诚",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来界定"诚",认为"诚"要比"五达道"、"三达德"以及"九经"之法更为根本,体现了比"为政以德"更进一步的为政以诚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朱熹《中庸章句》对“性”“道”“教”的诠释及其蕴含的生态观

朱熹《中庸章句》从人与物统一的层面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诠释,强调人与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道",要求依据各自不同的"道"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所必需的思想基础。

朱熹《中庸章句》对“诚者,天之道也”的诠释——兼与《礼记正义·中庸》的比较

对于《中庸》"诚者,天之道也",朱熹《中庸章句》讲"诚"是天所固有的"理"之本然,讲得是天《,礼记正义·中庸》讲"诚"是天所赋予的人的先天本性,讲的是人,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重要的是,朱熹从他的诠释中引申出对于天道的论述,认为天道之"诚"在于"不二",即纯而不杂,而且由于"诚",天能够生生不息,化生万物。同时,朱熹还引申出对于伦理道德的论述,认为"诚"既是天所固有的"理"之本然,又是人的先天本性、圣人之德,并且比"五达道"、"三达德"更为根本。

朱熹《中庸章句》对“致中和”的注释及其蕴含的生态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对"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作了合理而深入的诠释,并且认为,将人的喜怒哀乐未发的"中"与发皆中节的"和"推到极致,并据此体会人的先天本性以及与此具有共同性的天地万物之理和变化规律,进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赞天地之化育",就可以实现"天地位"、"万物育"。这里蕴含着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态思想。

《老子》“守中”新解——读《老子》及《中庸章句》札记

"中"思想在中国古典审美和人生哲学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然而在当代话语体系里,"中"主要是儒家的适中之意的"中",而道家的"中"却被误解或忽略了。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历来对道家"中"不甚合理的解释分不开。《老子》有着"守中"的思想,关于"守中"内涵旧有的解释有三种:"保持适中"、"保持虚静"、"依照法规"。"保持适中""依照法规"都不符合老子的思想,"保持虚静"虽与老子观念相符,但与文意不甚贯通,本文以为"守中"作"守自然之性"为优。此外,在"自然之性"意的基础上,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庸章句》中的"中",理解儒道"中"的异同,并管窥宋代理学治学门径之一斑。

朱熹《中庸章句》对“致中和”的注释及其蕴含的生态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对"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作了合理而深入的诠释。他将"中"与"和"推到极致,并据此体会人的先天本性,以及与此具有共同性的天地万物之理及其变化规律,进而实现"天地位"、"万物育"。这些观念蕴含着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态思想。

朱熹《中庸章句》的天道观

朱熹《中庸章句》中的天道观是其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领会其天道观的内涵,对于我们理解其理气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大有裨益。朱熹《中庸章句》中的天道观,我们大致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解读:第一,天道本身的状态,也就是"诚",它大致有三个表现:一、至诚如神,二、恒久不息,三、精纯守一;第二,天人关系的维度,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讨论:其一,天道与圣人之道,在朱熹看来,天道等同于圣人之道;其二,天道与人道,朱熹认为天道规定人道。

朱子《中庸章句》“慎独”解析

朱子在《中庸章句》中对慎独的解释很简略,这和慎独的深层次含义似乎不符。现代学者对慎独有较多的讨论。那么朱子本人是否看重慎独工夫呢?根据文本,朱子本人极重视慎独工夫。慎独应在其对中和问题的讨论框架下来理解。慎独是心已发时的工夫。未发时涵养,已发时慎独。慎独作为内外工夫的转换点,在朱子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中庸章句》引注看朱熹经典诠释的原则

《中庸章句》共引注9家24处,含汉魏古注和宋儒之注。朱熹秉持公正的经学观、正视汉魏经学功绩并予以合理评述;其善集注家之长,引郑玄、王肃注多聚焦章句训诂和简明解语。引程子注最多,但未标明是程颢或程颐,有和会二程之意注经的做法;引注多出自《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二程集·中庸解》撰者实为吕大临,朱引程子注不出于此。朱熹对杨时、游酢、侯仲良学养多有嘉许,但因他们解《中庸》杂糅佛老思想、偏离圣人学说,故引注数量偏少。朱熹熟识张载作品且在心理上钦慕其学说、又高度评价吕大临所解《中庸》,故关学代表引注比例较大,彰显其超越学派之分、褒贬有别的治学精神。朱熹释经理学色彩较浓,但未囿于当时义理解经思潮,呈兼顾文本之义、作者原意和读者所悟之意的多维诠释视野。

朱熹《中庸章句》的生態觀

朱熹在對《中庸》所涉及天人關係作出深入分析和詮釋時,特别强調人與物各有其本性而各有其道,因而提出要通過'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並進一步'贊天地之化育',達到'與天地參',從而在'致中和'中實現'天地位'、'萬物育'。顯然,這裏藴含了具有現代價值的以人與自然和諧為中心的生態觀。

朱熹《中庸章句》及其儒学思想

《中庸章句》以性——气二元论为基点,以道心、人心对应于性命、形气,但同时突出性即理,强调人之性受之于天之理,人性即是天命之性。由于人的气禀使得人之本性的表现受到气的影响和遮蔽,所以人不能自然而无所修为,必须修道立教,以戒慎恐惧和慎独的功夫,在未发和已发的时候都用力修养,强力人为。通过明善致知和诚身存心两方面同时努力,以全其性之本体,渐入于中和圣域。在这种解释中,天命之性是起点,但最后落实在修道之教的功夫,而修道功夫需诚明两进,不能偏废。在《中庸章句》中,理学的理气论、天理论、心性论、功夫论都得到了全面的贯彻,成功地借助对于经典的系统解释展示了新儒学的理论建构,对理学思想的传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朱熹《中庸章句》的“人-物”平等思想

朱熹《中庸章句》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与天地参"的诠释,强调人与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道",要求依据各自不同的"道"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以实现人与天地自然万物的和谐,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这种"人-物"平等思想,实际上是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所必需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