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酬德”与“安民”之间:清政府在天津德租界划立过程中的取舍

1895年,德国以“助收辽地”有功为由,向清政府提出在天津划立租界。清政府为表示“酬劳之意”很快同意。双方划定租界之后,因德国出价太低,遭到当地绅民的坚决抵制。一方面是德国挟收辽之功步步紧逼,另一方面是小民可怜且民情激愤,两难之下,清政府不得不“由官筹款”,对让地百姓进行贴补。贴补总额共约12万两白银,财政拮据的清政府多方凑拨,才筹足贴补银。

事难两全:清政府襄办天津德租界的过程

1895年,德国以“助收辽地”有功为由,顺利在天津划立德国租界。时隔一年,德国要求开办租界。在与清政府酌商租界开办事宜时,德国总以“酬劳为辞”,不仅以贱值收买腴地,而且试图曲解租界合同内容,引起清廷交涉官员的不满,并激起当地绅民的强烈反对。清政府外则“对付西人”,内则“开论百姓”,使用额外贴补百姓的方法化解德国与当地绅民间的矛盾。因而,清政府一跃成为德国与天津绅民间房地转让的中间人、交涉事务的主要承担者。最终,清政府以贴补银十二万两,百姓以迁坟让地为代价,襄助德国成功开办天津租界。

多方博弈下德占时期胶澳盐政的形成与调适

作为帝国主义在远东的重要据点,胶澳租借地受到德国殖民者长达17年的统治。与德国总督严格规划城市建设、着力打造“模范殖民地”的固有印象不同,德占初期对界内乡村及其生计采取了放任宽松的管理政策。在盐业方面,传统灶户组织成为盐田开发的主导力量,在向海外输出的同时,更与中国内地的食盐市场建立了互动关系。1903年以降,中德两国先后向胶澳提出了更高的财政要求,加剧了地方社会的利益冲突和盐政制度变革,地方官员不得不设法调整沟通、竞争与制衡机制。从胶澳盐业在德占时期的发展可以看出,租借地管理形态是德国殖民当局、清王朝国家干涉和地方社会运作共同作用的结果,各方经过横向与纵向复杂博弈后的合力,决定了胶澳租借地经营的调适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