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溢出、环境污染与产业空间分布--对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新拓展

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技术溢出正外部性和环境污染负外部性会对经济主体的空间选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产业空间分布的均衡结构。引入技术溢出和环境污染的本地与跨界效应,对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进行“原汁原味”地发展,不仅可以验证其结论,而且也可以得到新的研究结论:本地技术溢出效应的增强或跨界技术溢出效应的减弱会强化产业集聚力,本地环境污染效应的增强或跨界环境污染效应的减弱会强化产业分散力;“技术溢出向心力”与“环境污染离心力”的综合作用影响产业空间分布的均衡结构,当“技术溢出向心力”大于“环境污染离心力”时,“对称结构”稳定的贸易自由度范围缩小,而“中心—外围结构”稳定的贸易自由度范围会扩大,反之则反是;不仅“原始中心—外围模型”中的“黑洞状态”(“中心—外围结构”是唯一的稳定均衡结构)是一种常态,而且在一定的初始条件下“对称结构”也可能成为唯一的稳定均衡结构。因此,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是可能的,应通过促进区域间的技术溢出、加强地区间的环境污染治理合作等路径,积极探索区域一体化的新机制,有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上海长风生态商务区企业空间分布研究

本文聚焦上海长风生态商务区,结合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Core Periphery Model)的作用机理,围绕园区内1000多家企业以及几十栋重点楼宇的相关数据建立数据库,基于ArcGIS软件结合克里金插值法,运用核密度估计(KDE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网络中心度等模型,对企业的空间分布进行描述,表征企业在园区空间范围内的分布特征,验证企业的空间集聚是否能形成产业集聚进而形成产业生态,分析其促进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效用。本项目研究将为上海乃至全国的产业园区发展经营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支撑,为城市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也以实际案例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心—外围”模型理论地内涵。

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创始人保罗.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而导致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一般均衡模型下讨论了空间经济问题,区别于传统经济地理理论,它引发了众多国外学者从理论扩展及实证分析等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主要从扩大理论菜单、实证研究以及福利与政策研究三个方面入手,着重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以来的国外学者关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研究成果,期望通过对理论研究的梳理,总结和借鉴区域发展的应对政策。

区域经济一体化下西南边境地区的空间经济聚集演化

区域经济空间聚集是区域经济空间分布的一种普遍现象。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下西南地区经济聚集的可能性。在一个多地区框架中思考中心—外围模型的演化,模拟出一体化进程中空间经济聚集的几种模式:单一中心模式、均衡分布模式、多中心模式和多级中心模式。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卷烟市场潜力指数编制及实证性探索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市场潜力模型,结合卷烟平均消费倾向,测算了广西区内各市卷烟市场潜力指数,解释了经济社会对卷烟经济运行的支撑机制。经Granger因果检验,由卷烟市场潜力指数反映的市场潜力波动和卷烟销售额的波动构成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面板数据回归分析表明,卷烟市场潜力波动能够解释各市卷烟销售额波动的63.18%;结合历史销售情况,市场潜力指数能够准确预测卷烟销售;此外,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框架下,通过"中心—外围"模型,测算了市场获得指数,较好地反映了中心城市集聚效应对卷烟市场潜力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形成以下结论:市场潜力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各市卷烟经济运行的市场基本面,可以为高质量发展决策提供参考。

沿江城市跨江发展的经济学机理

跨江发展是拓展城市空间,加快城市发展的明智选择。随着跨江通道建设成本显著降低,沿江城市跨江发展已经成为主要趋势。沿江城市跨江发展不仅有利于城市环境改善,而且提高城市经济效应。从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增加市域经济联系强度,减少居民支出等角度探索城市跨江发展合理性。我们可以借用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探索城市跨江发展机理,从中可以发现伴随中心地区拥塞成本和工资提高,沿江城市中心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向对岸欠发达地区转移,并牵引城市跨江发展。

太原都市圈人口与产业空间集聚演化与匹配性研究

都市圈作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其人口与产业的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高质量运行的保障。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建立人口与产业非协同集聚演化的理论框架,阐明人口产业集聚的三阶段及其影响因素。选取2008—2017年太原都市圈28个市、县(区)数据,构建人口与产业不一致指数的动态面板模型,科学测度太原都市圈人口与产业非协同集聚现状,刻画人口与产业不匹配程度及变化趋势,深入剖析各类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统筹人口发展与产业发展战略,依托产业融合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引进和培育新兴产业,依托第三产业带动人口高质量就业,减少区域间人口流动的障碍和壁垒是太原都市圈人口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必然路径。

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因素分析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和最大外汇储备国,许多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虽然受疫情的影响,在世界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和部分地区出现暂时停摆现象,但在华投资势头强劲,总额占世界首位。区位选择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是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时必须考虑的重要环节。良好地利用外资可以促进我国在经济上的国际交流,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和协调发展,所以研究跨国公司在中国选址时的参考因素具有实质意义。

全球化时代后发大国经济成长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与竞争优势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和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的时代背景下,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等后发国家的传统优势已经无法支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既是因为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本身具有局限性,更是因为按照“萨缪尔森的忧虑”中的逻辑,中国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业升级会损害美国的利益,故后者有激励对前者采取遏制策略。所以,中国经济未来的高质量发展系于新的国家竞争优势,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上的自主创新活力。为此,中国需要有全面而完善的“竞争性产业政策”、适度而有效的“指令性产业政策”以及反映二者间协调配合的“混合性产业政策”,从而方可避免“阿明的提醒”中的不利局面,顺利推进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成。

中国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效应

文章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人口加权变异系数二重分解法对2011—2019年中国23个省域的数字金融不平衡进行测度和分解,揭示其空间和结构来源,并进一步考察了数字金融不平衡及其分解项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①样本期内,大多数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程度呈波动性下降趋势,但近年出现一定的反弹趋势;②中心和外围区域间的数字金融不平衡是各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的主要空间来源,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不平衡是其主要结构来源,集中效应是导致历年数字金融不平衡变化的主要原因;③数字金融不平衡及其分解项对经济增长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效应。研究丰富了关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明确各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的程度、空间来源、结构来源以及经济增长效应,为进一步促进省域数字金融均衡发展提供借鉴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