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加剧了省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吗?--基于中心-外围视角的测算与经验分析

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和信贷效应加剧经济发展不平衡,但又会促使劳动力从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转移,起到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两者的综合效应决定了房价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最终影响。本文基于2002—2012年中国23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鉴中心—外围模型基本思想并采用加权变异系数法测算各省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考察了高房价是否会加剧省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命题。结果显示,房价上涨不仅并未加剧省份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反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现有不平衡问题,这一结果与公众的普遍预期并不一致。

克鲁格曼真的错了吗？——对《中心一外围模型的错误和再求解》的质疑

我们认为，《中心一外围模型的错误和再求解》一文的作者没有能认识到克鲁格曼CP模型所赖以存在的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传统和技巧，从而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CP模型的错误质疑；作者采用角点均衡求解方法对CP模型进行再求解值得尝试，但这样处理的后果是使得克鲁格曼CP模型中所刻画的空间经济结构的演化机制变得模糊和不清晰。特别的，作者在很多方面没有能把握住CP模型的本意而产生的误解，以及套用现实情境来对理想化的模型进行吹毛求疵的批评，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尽管克鲁格曼CP模型确有不尽完善之处，但我们更应看到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贡献，从而沿着正确的方向去丰富和发展新经济地理学。

武汉城市圈多中心协同发展研究

优化城镇规模结构,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基本要求。武汉城市圈作为"两型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部崛起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然而,武汉城市圈空间结构的单中心"中心—外围"模式,导致城市急剧扩张、资源过度集聚、圈域内城市联系度弱化,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等问题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积极探索多中心城市集群发展与区域多中心联动协作发展模式,对于摆脱旧有以武汉为强核中心的痼疾,实现武汉城市圈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研究结合"中心—外围"理论、共生理论以及协同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对武汉城市圈经济关联度、城市首位度、断裂点区位测度与评价,并最终提出武汉城市圈多中心协同发展的前瞻战略。

“边缘与外围”:空间经济学模型中的农业部门分析

通过调查现有文献,分析和理解空间经济学分析模型框架下对农业部门这一要素的处理,在对新经济地理基本模型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农业的外围性是空间经济分析中对农业的普遍技术处理,在将农业设置为外围的过程中,空间经济学的模型对土地、劳动力、农业以及农村地区(边缘地区)中假定了一系列假设:农业劳动力固定、土地固定、农业资源无限等。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和对其中农业外围性的分析,试图把农业拉回研究焦点,提出了如何发展处于边缘的外围农业的命题。

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中的美元霸权因素

霸权稳定论指出,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乃是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稳定的保证。而本文的分析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性恰恰来自于美元霸权。当前美元霸权的行使体现为牙买加体系下的中心—外围构架。位于中心的美国获得了铸币税以及通货稳定的收益;而外围国家则更多地承担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成本。这种不平衡的构架注定是不会持久的。当前美元霸权对中国的影响包括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储备的效率损失和汇率风险,以及“冲突美德”的威胁。中国的相应对策则包括:在近期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当削减外汇储备的规模、将FDI的水平控制在适度范围内。

世界经济结构、全球经济“双循环”与中国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升级是党的十八大确立的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总方针,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国经济转型既具有全球性影响,也需要世界经济结构相应调整。然而,世界经济结构变革绝非易事,现有的世界经济"中心—外围格局"的延续将对中国经济转型产生制约和限制。因此,利用外部环境促进转型升级需要新的对外经济战略。这一新的战略简言之就是,利用全球经济"双循环"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之间的经济循环,仍将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将是未来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新趋势,也是通过对外经济战略促进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中心—外围”模式的形成及其融合——以江苏省为例

江苏省三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数据表明,这些年来,江苏中心—外围模式不但有继续强化的趋势,而且正在朝着双中心—外围模式演变,这也进一步阻碍了江苏三大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苏北地区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中心—外围模式。解决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培育以连云港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打造来带动整个苏北地区、江苏沿海地区甚至是中西部地区的崛起,从根本上消除江苏的中心—外围模式。

基于空间经济学的蒙古国农业产业集聚与区域差异

基于空间经济学解释蒙古国的农业产业聚集现象以及区域布局和差异,并且利用转轨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研究蒙古国农业区域发展和差异、空间布局以及存在问题,涉及农业产值、产品产量、畜增速度、畜群结构和蒙古国"5个农业地带"的农产品结构与分布。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依据主成分和聚类分析结果,对中蒙两国农畜产品、饲草料、基础设施等跨国家合作领域、地区、方式、升级等问题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市场民主”的全球化难题

冷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仍然是充满矛盾冲突的资本主义,包括其制度内部市场和民主的冲突,中心和外围的冲突,并且对社会主义具有重要启示。

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文献研究的视角

劳动力外流后,无论是形成转移刚性即不回流还是回流,都会对区域间的企业转移行为和整个产业转移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对区域能否协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围绕地区差距抑或区域协调发展,从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等三个方面回顾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系统梳理了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与地区差距间的内在关系,从理论研究视角回答了三个重要问题:劳动力流动究竟熨平还是拉大了地区差距?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究竟孰因孰果?产业转移能否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将劳动力流动进行内生化,建立其对产业转移与地区差距研究的新的分析框架,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新型全球化下国际经贸规则新趋势与中国对策

传统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固有矛盾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与危机,进而引发世界经济长期萧条和"逆全球化"思潮。然而,"逆全球化"根本违背了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运行大趋势,不可能支撑世界经济增长。因此,重振世界经济增长需要一个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化下的国际经贸规则将呈现制定权博弈集团与一对一并存、高标准与差异化双轨并存、区域化对全球化一定程度替代三大新趋势。我国因应国际经贸规则演变新趋势,一是善于与发达经济体博弈,改革与调整既有国际经贸规则;二是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合作,构建差异化国际经贸新规则;三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创建区域化国际经贸新规则。

城市依附、社会嵌入与金融产业集聚——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世界上许多城市已经实现了金融产业的集聚式发展,并有效提升了城市的竞争力。为在中国范围内推广这种发展模式,以中心-外围模型和社会嵌入理论为理论分析基础,推导出金融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中国不同地区的空间差异因素,对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城市的金融业产值占GDP比重、职工平均工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工业产出水平、商业销售水平、财政支出水平、教育投入水平和位于东部地区等因素对该城市金融产业集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而居民储蓄水平则呈负向影响。为此,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应实施不同类型的金融产业集聚发展模式;应发展多元的金融组织体系,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获得更快更好的增长速度;政府应加大对城市金融产业集聚发展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应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提高员工的业务素质,培养和吸引优秀的金融建设人才。

“一带一路”建设、全球结构重建与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连续多年增长乏力,目前仍没有找到全面复苏的新引擎。此次危机之所以波及范围巨大且旷日持久,主要原因在于其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危机,而是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世界经济传统的"中心—外围"分工与增长结构固有的内在矛盾是本次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深层原因。世界经济欲彻底走出金融危机阴影、重新回到稳定增长轨道,必须重建新的世界经济结构。"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世界经济"双循环"结构中的关键环节,也是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新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