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论”的历史视野、文化中心史观及其范式意义

有关唐宋历史有别的散论代不乏人,但是内藤湖南却能另立新说,提出深具理论性的"唐宋变革论"。无论是有关唐宋历史变革所涉及的历史分期等唐宋历史差异的内容方面,还是有关中国历史的内部视角研究方法方面,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都对世界范围内中国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唐宋历史研究新的范式。分疏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历史视野""文化中心史观"及其"范式意义",通过批判性的理解与反思中国"前近代"走向"近代"的历史叙事,进而追溯中国现代思想曲折展开的历程,重新省思中国现代性。

对中心史观的几点思考

通过对"历史中心"客观存在的个性论证,历史"全球"本质的简略分析,在批判继承传统"中心"与"全球"史观的基础上,提出史观转向的客观性与必然性。据此认为历史的存在形式之一就是多个纵向历史中心围绕唯一横向历史主轴的运动过程。

近年来日本学界构筑“新世界史像”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回应国内社会需要以及受西方史学理论潮流影响之下,日本学界在审视既有研究基础上出现了探索“新世界史像”热潮。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书写、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关系以及区域史与世界史的关系等问题为理论探讨热点。在史观方面,提出应突破欧洲中心史观、近代化论、国民国家论、进步史观等的束缚。在研究广度上,主张吸纳全球史优长,拓展时空观念、重视联系性、强化薄弱区域和领域的研究。2016年开始出版的《密涅瓦世界史丛书》及2021—2023年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较集中反映了近年的新进展。尽管日本学界“新世界史像”探索成绩斐然,但尚未能构筑自身成熟的理论体系。

台湾“台湾史”研究谱系及其史观嬗变述论

2014年2月10日,台湾当局公布新的普通高级中学语文及社会领域课程纲要,简称"103课纲",在台湾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其实质是"中国史观"和"台湾中心史观"两种不同史观之争。台湾史学界最初由"中国史观"主导,随后逐渐被挑战和"边缘化",最后"台湾中心史观"盛行,导致"台湾史"研究界的普遍"本土化",这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政治社会原因,而"台湾史"研究谱系的"继承与断裂"则直接影响到"史观"的变化,也对高中历史课纲的修订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文化形态史学析论

文化形态史学对 1 9世纪的“科学”史学展开了深刻的批判 ,同时也对2 0世纪的史学有开启之功 ,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从显在的欧洲中心史观到隐蔽的欧洲中心史观、从局域主义到整体主义、从“脱魅”到“复魅”。

“死亡”与“复兴”——评列文森与杜维明的儒家传统文化观

列文森站在非历史主义史观的基础上,认为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存在的依据,并运用"博物馆"这一著名的比喻,借以说明儒家传统的死亡。杜维明以复兴儒家传统文化为己任,对儒家思想进行一种现代诠释和阐发的工作,力图复兴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并使之走向世界,但他的儒家传统文化观却是唯心主义的。在对两种儒家传统文化观分析和批判的同时,指出对待儒家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两部世界体系著作述评

阿布—卢格霍特的《欧洲霸权之前》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是世界体系学派继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后的两部力作,它们在重构世界体系、批判欧洲中心史观和阐释西方的兴起等方面有创新之举但在理论和实证上存在缺陷。

向欧洲中心论挑战

日籍华裔学者谢世辉教授的专著《世界历史的变革》,已由蒋立峰译成中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主要论述了当代国内外世界史研究者关注的欧洲中心史观问题。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欧美占据世界中心地位的时间至多不过200余年,但近现代的世界史著作大多以欧洲中心史观为指导来编写。作者认为,这是现在的世界史研究落后于时代的致命缺陷之一,是在“歪曲世界史”。“向欧洲中心论挑战”

全球史视野下的古代丝绸之路

全球史观是一种新兴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它主张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用"全球化"的视角和宏观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来考察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运动。全球史主张从大范围、长时段、动态的历史观察方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来观察历史,它将历史研究从传统的"国家史"或"民族史"的模式扩展到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的历史现象为基础的对历史的普遍联系的重构。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来审视古代丝绸之路,我们发现全球史所主张的那种跨文化互动理论和人类文明共生体系,非常契合对古代丝绸之路的观察。正是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扩大了人类交往的范围,并将欧亚非等许多地区纳入了人类交流的网络之中,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生体系。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古代丝绸之路就是一部人类文明交往与联系的全球史。

“耶路撒冷学派”与犹太民族主义史学的构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受过欧洲现代学术训练的犹太学者群体移居巴勒斯坦,他们对犹太历史进行了浪漫化的解读,从而形成所谓的“巴勒斯坦中心史观”:强调犹太人是一个连续统一的民族有机体;主张以巴勒斯坦故土为中心重新解释犹太历史;淡化乃至否定流散地,把流散时代当作介于古代辉煌与现代复兴之间的中间期;同时,忽略和抹除阿拉伯人在当地的痕迹。这批被称为“耶路撒冷学派”的学者群体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在建国前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以色列各级教育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对以色列的国民历史意识和大屠杀记忆的形塑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耶路撒冷学派”为犹太人在故土重构民族身份和创建现代国家提供了关键的学术支撑,但它也存在一些内在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