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中心城市项目布局研究:分类、属性及途径

消费中心城市项目是消费中心聚集消费资源的重要载体,是服务消费者、引领消费潮流、发挥消费影响力的主要方式,项目成功与否是消费中心成败关键。对消费中心城市项目进行不同维度的分类,包括文化消费项目和物质消费项目、服务消费项目和商品消费项目、最终消费项目和中间消费项目、直接消费项目和间接消费项目、必要消费项目和非必要消费项目等,每种分类维度都有一定的分析意义。消费中心城市项目具有多种消费经济发展特性,包括消费的范围经济性、中心的规模经济性、文化消费的无限性和物质消费的有限性、消费的空间协调性、消费的系统制约性。在消费中心城市项目布局中,文化消费是关键,需要重点布局文化消费项目;物质消费带动潜力大,需要全面规划物质消费项目;空间资源紧张、空间成本高,需要通过中心紧密原则布局相关项目;消费系统配套性强,需要对消费中心城市项目进行超前和空间延展性布局;消费中心城市项目经济平衡作用显著,需要在欠发达地区做更多布局。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湾区实践——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是加快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支点,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则是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抓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作为当前海洋城市建设与评价最具影响力的目标对象,需要分别在全球与湾区视角下考察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与挑战。本研究通过解读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概念与内涵,剖析了典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显著特征,以及与国际一流湾区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数量和航运物流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海事技术、竞争力与吸引力等方面面临巨大的竞争挑战。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着重要加快提升国际航运能力、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强化海洋战略规划等。

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水平测度及动态演进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消费的高级形态载体。从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和消费满意度五个维度构建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TOPSIS法对其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核密度估计、收敛性分析、修正的引力模型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等25个具有竞争力的城市为样本,剖析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2017—2022年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城市间发展差距大且呈现出梯队层级分布态势;从各维度看,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和消费满意度四个维度发展水平表现为上升趋势,消费繁荣度涨幅最大,到达便利度发展水平较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间发展的绝对差距较大,但城市的追赶效应使得相对差距缩小;从空间格局看,城市初步形成了北部“北京+天津”集聚圈、南部“广州+深圳”集聚圈以及以上海为首的长江联系带的“两圈一带”总体空间网络格局,表现出“高者全局集聚、低者局部扩散”的集散效应特征,城市间有着“核心城市占据主导,边缘城市结构优化”的非均衡空间联系。因此,应立足城市比较优势、深入挖掘并梯次培育特色消费增长点,完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突出重点打造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积极把握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多层级优化城市消费资源空间配置,重视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逐步形成以点带面、以圈扩容、结构优化的消费空间发展格局。

世界教育中心的内涵、特征与战略选择——兼论以北京为代表的世界教育中心城市建设

世界教育中心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起到教育理念、文化的影响或枢纽作用的一类地区,这类地区具有普遍认同的定性和定量衡量标准,同时受到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而具备不同的阶段特征。中国教育强国建设的推进依托于世界教育中心的建设。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在探索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上具有领头羊的作用,从世界教育中心共性特征、阶段性特征和个性特征来看,都具有成为世界教育中心的现实基础,肩负着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增强教育话语权、主导权的历史重任。在建设世界教育中心过程中,应深化完善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创新教育发展动能,进一步提升教育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为世界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北京方案”。

我国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评价及提升策略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是践行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但我国城市建设现状有待全面评估。从航运、海洋金融和法律、海事技术等五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评估并提出提升策略。结果表明:(1)上海、香港地区各项得分均处于较高水平,是综合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广州、宁波、青岛、厦门和大连在部分领域具有专业优势。天津、深圳等城市具有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潜力。福州、泉州等基础较差,不宜将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作为发展目标。(2)我国海洋中心城市呈现出“双综五专多潜力”梯级结构,“南强北弱”趋势明显。(3)建议深化国际合作提升全球影响力,构筑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群以及培育海洋经济增长新支点。

基于熵权法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建设路径

基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内涵和特征,构建由国际知名度、城市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消费舒适度五个一级指标以及21个二级指标组成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对各评价指标进行赋权,最终形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综合指数评价体系。选取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试点城市计算综合指数及排名,并对五个城市从综合和细分维度分别进行比较分析。基于此从消费供给、消费环境、消费文化、消费业态四方面提出国内城市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路径。

加快创新中心城市的一流大学支持能力建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从发达国家发展历史来看,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和国家科技创新竞争的决定力量。相比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我国创新中心城市数量明显低于对应经济规模应有的水平,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存在较大差距。我国一流大学对创新中心城市建设的支撑能力不足是其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世界一流大学数量偏少、大学布局与创新中心城市空间偏离、大学对企业的创新溢出效应不足以及人才培养重心过低等问题,从而阻碍了我国创新高地的建设。因此,必须加快建设以世界一流大学群体为支撑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尽快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赢得中美战略竞争的主动权。

国家中心城市人口协同发展模式及效能类型探究——基于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协同理论的分析框架,在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改进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关系协同、地位协同和圈层协同的视角对城市群人口协同发展与国家中心城市效能类型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竞合力、主导力和聚合力共同构成城市群人口高效协同的三维支撑体系。非中心城市的竞合力是城市群提升人口潜力的关键。尽管国家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人口系统从旧结构向新结构演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其他城市对国家中心城市的人口引力作用相对更强,非中心城市对城市群活力的影响值得重视。中心城市的主导力是城市群实现人口跃迁的关键。国家中心城市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集聚作用突出且呈现持续增强态势,在从弱主导走向强主导的演化过程中,国家中心城市经济实力是其重要支撑。城市网络的聚合力是城市群优化人口格局的关键。在与城市群其他城市之间的圈层关系中,国家中心城市保持较高的子群内部密度、形成稳定的凝聚态势是城市群辐射能力的重要体现。基于“三力”研究,建议“任务面向型”城市积极引导产业和人口有序分流、避免人口过度集中,提升城市群人口发展的协同效能;“成长面向型”城市加快培育非中心城市的发展能力,提升城市群整体的伺服效能;“关系面向型”城市加强与其他中心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改善城市群整体的自组织机制效能。

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基于多尺度城市体系视角探析

在城市体系视角下,城市人口规模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既存在虹吸效应,也存在溢出效应,其具体结果取决于集聚力和扩散力的动态平衡,因而有必要基于多尺度城市体系视角进行考察,探索城市人口有序增长和城市体系合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为考察城市体系下城市间人口增长的空间效应提供有益参考,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战略。本研究利用中国1990—2020年城市面板数据,基于全国、省域和城市群层面的多尺度城市体系构建包含空间效应的计量模型,实证探讨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地理范围。研究表明:第一,不同层面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均存在显著的虹吸效应,经过更换因变量、更换估计方法和补充遗漏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第二,在全国和省域城市体系下,国家和省域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东部县级市人口增长具有溢出效应,而对其他类型城市人口增长具有虹吸效应,且对内陆地级市的虹吸效应明显高于东部地级市;此外,国家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高等级城市的虹吸效应最大。第三,在城市群城市体系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存在显著的虹吸效应。第四,外围城市人口增长还会受到地理距离影响,加入地理距离后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中心城市人口集聚虹吸效应的地理范围主要在250公里范围之内,且呈现随着距离增加而递减的态势。为促进外围城市人口增长,既要科学认识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注重发挥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以释放其人口规模集聚红利;也需要外围城市主动融入城市体系,与中心城市建立较强的空间联系,以积极承接中心城市产业人口转移;此外,还需要重视外围城市自身经济、产业和财政等因素对其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并加快构建城市体系内高效快捷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最终形成区域城市人口协调发展格局。

国家中心城市交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及动因研究

为科学把握城市交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实现交通运输业可持续发展,基于2011—2020年我国9个国家中心城市交通碳排放数据,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局超效率SBM模型(GB-US-Super-SBM模型)并测算交通碳排放效率,利用修改的引力模型建立空间关联网络,在此基础上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厘清交通碳排放效率空间网络结构及其动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9个国家中心城市交通碳排放效率整体水平不高,城市间存在较大差距。2)国家中心城市交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关联呈现网络结构形态,并逐渐形成了天津、西安、郑州等多个网络中心;空间网络关联性以2017年为节点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天津、西安、郑州等城市发挥着“桥梁”和“中介”作用,对空间网络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3)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城镇化水平差异、节能技术水平差异和空间邻接关系等因素在交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中发挥显著作用,其中空间邻接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最显著。

《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研究:建构、演进及评价》书评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区域中心城市的集聚和扩散作用逐步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具有引领、集聚、辐射、控制、影响和带动作用,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都产生重要影响。然而,我国区域中心城市普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城市管理水平不高、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科技创新水平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尤其是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被提出以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地位被进一步凸显,逐渐成为保持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向创新驱动转变,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为了寻求突破性发展,开始建立创新生态圈。创新生态圈的建构和演进力量来自于创新要素的共生竞合,不同创新要素既相互竞争又协同演进,推动静态、线性、机械式的创新系统向动态、非线性、有机式的创新生态圈转变,能够解决区域中心城市目前发展窘境,推进其高质量发展。

天津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价值意蕴、困境和关键策略

本文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内涵及特征出发,分析天津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大价值,结合天津市居民消费水平和现状,指出天津市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时存在消费性服务业比重偏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居民收入水平偏低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和营商环境有待优化等现实困境。基于上述问题,提出了提升新兴服务业的比重,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聚焦本地优质资源,培育消费新平台;加强研发资金投入,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打造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的策略建议,对于天津市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心城市人才集聚的技术多样化效应研究

基于2003—2020年中心城市的数据,考察中心城市人才集聚对技术多样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集聚显著推动了中心城市技术多样化发展,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测试和内生性问题解决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人才集聚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和促进知识溢出推动了中心城市技术多样化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人才集聚不仅能够增强相关技术多样化水平,还可以推动无关技术多样化发展;人才集聚对区域性和地方性中心城市的促进作用高于全国性中心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集聚对技术多样化水平的影响不断减弱,即存在有限时间边界;城市经济规模、创新政策激励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均会强化人才集聚对中心城市技术多样化发展的正向影响。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人才集聚的技术多样化效应会增强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功能,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研究结论对于增强中心城市人才集聚效应,促进技术创新提质增效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城市群背景下的中国消费中心发展研究

消费中心和城市群都是我国重要的区域发展对象,两者之间联系紧密,互动性强。消费中心概念的引入,能够为现有城市群研究提供新视角。城市群作为消费(中心)城市群,能够促进区域消费经济大发展,体现出消费性质差异化、消费形式多样化、消费水平层级化、消费内容普遍化、消费中心化、消费联系性强、消费完整度高、消费文化认同度高等特征,具有消费集聚构建宏大消费场景、消费中心化汇集更多消费动能、消费极化提升区域消费发展层级、整合消费形成区域消费竞争力等多重机制。基于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Kernel估计法的量化分析表明,各城市群消费中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稳定上升趋势,但不同城市群发展差异大。总体基尼系数走势较为平缓,甚至呈缓慢下降的态势。需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城市群发展。

中心城市科技创新能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吗?——兼论收入房价比的调节作用

利用2007—2019年127个地级市的数据,系统检验了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并讨论了收入房价比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中心城市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不仅显著促进了城市群协调发展,还加快了外围城市经济增长收敛,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第二,中心城市科技创新通过深化产业分工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第三,收入房价比能够调节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与城市群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但调节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仅在中部地区显著增强了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东部和西部地区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影响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且在提高收入房价比方面提供了政策启示。

非中心城市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实施路径研究——以四川职业技术学院为考察中心

非中心城市高职院校面临着地域位置偏、经济欠发达、行业背景不深、资源匮乏、吸引力不强等劣势,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中,存在政府主导作用不强、园区基地平台建设滞后、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企业主体不突出积极性不高、“双师双能型”教师不足等问题,要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搭建园区基地等平台、紧密对接地方产业发展、突出企业主体提高积极性、加强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促进非中心城市高职院校产教深度融合,努力形成校企合作共赢的新局面,真正使产教融合成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国家中心城市韧性的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借助2011—2021年9个国家级中心城市的面板数据,剖析国家中心城市的城市韧性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查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9大中心城市平均韧性呈持续增长态势,但韧性绝对值相对偏小;各中心城市相关影响因素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差异化明显,且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说明本地区域和邻近区域相关因素对城市韧性发展均产生影响。因此,各中心城市应立足区位特征,从优化政府职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体系和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等方面增强城市韧性,推动国家中心城市整体实力跃升。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对城市流通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消费资源的集聚地,也是城市流通效率提升的重要推动力。基于此,本文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点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对城市流通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能够有力推动试点城市流通效率的增长,且这一推动作用具有可持续性,并通过平行趋势和稳健性检验。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提高试点城市流通效率的增长。第三,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立对我国三大地区试点城市流通效率发展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东部城市影响最大,对中部城市次之,最后为西部城市。

“双循环”格局下大连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优势、挑战与对策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全球消费的聚集地,具有强大的区域消费引领和带动作用,也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载体。为此,202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建设,标志着我国统筹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大连地处东北亚的核心区域,开放程度高,具有建设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优势和基础,应借此机遇大力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目前,大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存在的问题包括国际影响力有待提升、知名品牌数量不足、核心商圈设施陈旧、商业繁荣度和消费活跃度不高、交通到达度不高、消费新基建不完善等。对此,应从提升大连的消费国际化程度、打造标志性商圈、推进消费融合、培育新型消费、完善消费软硬环境等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大连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功能。

《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研究:建构、演进及评价》书评

区域中心城市是以城市体系为依托,经济发达、功能完善、具有较强的集聚力、辐射力和综合服务能力,以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基础,通过支撑、示范、关联和磁场作用,能够主导和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同时也是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心、控制中心和文明辐射中心。区域中心城市创新资源集中、综合实力强、龙头效应显著,能够率先打造创新生态圈,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区域中心城市创新生态圈可以看作是多样物种相互依赖、战略协同、共生共荣的有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