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摩崖石刻中心柱窟探源

通过对巴蜀摩崖石刻的实地调研、历史文献资料分析,指出源自古印度的中心柱窟是石窟寺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窟型。中心柱窟在中国北朝之后被覆斗顶窟所代替并成为汉式主要窟型,提出巴蜀摩崖石刻中心柱窟的空间构成特征及其渊源关系,以挖掘巴蜀宗教建筑文化内涵。

敦煌隋代中心柱窟的构成

敦煌隋代中心柱窟有4座,分为两个类型:一是须弥山式的中心柱,包括第302、303窟,中心塔柱形与须弥山造型有关,表现的主题是三世十方佛;第二类是中心柱正面不开龛的大型窟,包括第292、427窟,洞窟前部的三铺佛像表现的是三世佛主题。三佛造像在中国石窟中出现较早,北朝后期华北地区的石窟表现为较典型的三壁三龛窟,敦煌隋代洞窟受其影响,在中心柱窟中也表现出三世十方诸佛的主题。从造型及装饰风格因素来看,反映了敦煌隋代石窟在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受到印度和中亚的影响。

河西北朝中心柱窟(摘要)

河西石窟中敦煌莫高窟规模最大,它与其他中小石窟都处在丝绸之路上,有共同的渊源。研究莫高窟石窟艺术时,对于河西其他石窟的研究也是必要的。本文研讨河西北朝中心柱窟的窟形和演变等问题。河西又称河西走廓,一直是古代通往西域的陆上主要通道。佛教沿着这条通道传入我国内地。河西石窟共有17处,由西向东,敦煌附近有莫高窟、西千佛洞及南湖店石窟。

论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的建筑特点

克孜尔中心柱窟为承重墙结构,它的主室、行道、中心方柱平面均为方形,中心方柱立面为蘑菇状。克孜尔地区特殊的地质、地理条件是形成这种特点的重要影响因素。克孜尔中心柱窟的墙面共有五种类型,地坪有四种类型,复杂的类型中使用了动物纤维和石膏。纵券顶是克孜尔中心柱窟中采用最广泛的窟顶形式。

北魏至隋代敦煌中心柱窟图像布局的演变

北魏至隋代时期,敦煌石窟的中心柱窟图像布局不断发展、演变,与此同时,中心柱窟经历由盛而衰的过程。本文首先分析此期敦煌中心柱窟图像布局的发展、演变规律,进而探讨图像布局思想的转变,指出北周、隋代时敦煌传统绕塔修行、禅观方法及佛教思想发生明显的变化。敦煌中心柱窟的功能或许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导致其主流地位逐渐被覆斗式窟取代,从而逐渐衰微。

龟兹石窟中心柱窟和大像窟塑像布局与壁画风格类型的比较

本文在对龟兹石窟中心柱窟和大像窟塑像遗迹调查统计基础上,划分出龟兹中心柱窟和大像窟塑像布局形式,并将塑像布局类型与壁画风格类型进行对应比较。

“中心塔柱”还是“山窟”?--克孜尔中心柱窟“中心柱”形制源流及意义探析

学术界质疑克孜尔“中心柱窟”“塔柱”的称谓是否正确,对于其形制源流,未有清晰解释。中心柱窟正壁、主室及后室甬道券顶绘制山形,洞窟内构造出须弥山。文章追溯印度、犍陀罗、中亚石窟形制,除右绕礼拜外,在中亚形成佛塔和涅槃的组合,暗示出中心柱窟具有“山窟”和“塔柱”两重意义,这也是克孜尔中心柱窟的特别之处。

须弥山石窟中心柱窟的空间与图像组合--以北周第45、46窟为例

须弥山石窟的中心柱窟从北朝至唐代时期一直流行,其中北周第45、46窟较为典型,其内部图像主要有释迦、弥勒、三世佛、四方佛和七佛等,通过绕塔观像、礼拜到达窟顶所描绘的天宫,图像组合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神圣空间。

北魏巩县石窟寺中心柱窟之窟形与造像赏析

北魏晚期开凿的巩县石窟是我国伟大的佛教艺术瑰宝。文章以北魏巩县石窟寺的佛教文化背景为开端,以窟形与造像为切入点,通过介绍四个不同中心柱窟的尺度、图像特征、造像风格等,描述和概括了此石窟寺洞窟造像与前后时代的关系与影响,分析了其重要的历史传承地位和内在艺术价值。

克孜尔石窟69窟:一个反映小乘有部“逢事诸佛”的中心柱窟

新疆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主室两侧壁和前壁大多绘说法图,表现释迦牟尼佛成道后诸方教化的圣迹,可69窟则是左右两边各贴塑6身立佛像,这并非属于大乘佛教多佛多菩萨崇拜题材,而是小乘有部后期受大乘佛教影响,强调在成佛过程中必须逢事诸佛,修习过去6佛相报业的思想反映。

克孜尔石窟99与175窟:两个强调释迦牟尼佛“最后身”的中心柱窟

新疆克孜尔石窟99与175窟,与所有中心柱窟不同,即在集中表现释迦牟尼佛"死"的涅槃变相的后室部分(包括左右甬道),又加入树下降生等"生"的画面,将释迦牟尼生与死的内容置于一室。这不仅仅是由于这两个窟属于中晚期中心柱窟,壁画题材与布局已趋向自由多变的问题,应是旨在强调佛的"最后身"思想概念。

天龙山石窟隋代中心柱窟空间构成思想分析

相较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的闻名于世,被盗凿严重的天龙山石窟长期以来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但2021年初天龙山第8窟“佛首”的回归,使它再度引起了世人和学界的关注。天龙山石窟始凿于东魏丞相高欢“霸府”晋阳城时期(534-550),高欢在此建避暑宫并依山开凿石窟,就此展开天龙山延续一千多年的人文历史。

龟兹中心柱窟地域性营建技术研究

龟兹中心柱窟是龟兹石窟的一种重要类型,其在承袭印度支提窟的基本建筑风格和功能的同时,也受到新疆本土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地域特征明显的石窟凿筑风格。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龟兹中心柱窟建筑形制特点及石窟营建背景,探讨龟兹地区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经济文化等因素对石窟建筑营造的影响,并对其营建特征中的地域性技术做出分析研究和归纳总结。

北朝中心柱窟形制发展脉络初探

本文以整体性视野考察北朝中心柱窟的形制特征以及发展历程。在学术史层面,对宿白“凉州模式”在学界的普遍使用情况、理论的后续发展进行了辨析与反思,主张中心柱窟自北魏在北方地区而非凉州兴起。在研究对象层面,重新对北朝中心柱窟形制进行全面的分析,以期能辨析北朝中心柱窟形制的来源,厘清传播发展、分化的路线。

响堂山石窟北朝晚期中心柱窟的“西方”因素

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响堂山石窟是由东魏-北齐皇室供养、开凿的大型石窟,在北朝晚期石窟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从响堂山中心柱窟的形制入手,在类型分析的基础上,综合比对新疆、河西以迄中原地区的中心柱石窟,作者认为,响堂山中心柱石窟后甬道低矮的形制只能在新疆克孜尔石窟找到源头,而这一形制已不是河西至中原地区中心柱窟的主流形制,表现出明显的"西方"因素。结合文献材料,作者得出结论,响堂山中心柱窟这一形制的出现,当与东魏-北齐皇室崇尚胡风有一定的关系。

克孜尔中心柱窟的空间形式与建筑意象

中心柱窟是我国佛教石窟中的重要窟室类型之一,对这种窟型的不同空间形式进行辨析,了解其中所包含的建筑意象,推测它所写仿的建筑原型,不仅具有建筑史研究方面的意义,同时或许有助于从考古学意义上对这种窟型作进一步的区分。本文以克孜尔中心柱窟为例,通过对窟内空间构成方式以及细部构造做法的分析,探讨这种中心柱窟的空间形式及其所表现的建筑意象。

从设计布局角度看响堂山中心柱窟的变异

从空间设计布局角度,考察了北响堂山的北洞、中洞空间形态的与众不同之处,对北洞后面、中洞左右和背面的小空间,被解释为绕佛通道提出异议。从北齐时期佛寺的功能角度对两洞空间形态"西来说"提出批判。结合其具有陵藏功能的特性,指出北洞的"灵窟"特性和中洞的"影窟"特性。并对两洞做了设计推想,指出两洞的与众不同是旧形式与新功能的矛盾产物。

甘肃省西和县法镜寺石窟调查与研究

法镜寺石窟是陇南市境内开凿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石窟之一。现存24个窟、可见造像(含残骸)19身,清康熙、雍正年间碑3通。石窟始凿于北魏中晚期,其开凿与古代少数民族活动有某种联系,或与仇池国有关。法镜寺自古佛教活动兴盛,石窟所在的石堡乡"五台山"之名当是在崇拜文殊菩萨、渴求巡礼五台山的背景下产生的。而法镜寺的中心柱窟则体现出佛教石窟艺术由印度风格向中国风格的转变、石窟开凿的大体年代,北方丝绸之路和陇蜀祁山古道对于佛教及其石窟艺术传播的重要性。法镜寺石窟保护现状堪忧,建议有关部门进行修复、保护、研究、开发。

也论克孜尔石窟之开凿

本文作者采用社会-历史学和比较宗教学的方法,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觉,论述了克孜尔石窟开凿于西汉的可能性。并用考古类型学上相似体的同步性原则的方法,对克孜尔石窟第一阶段壁画与内蒙古和林格尔小板申东汉墓的壁画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克孜尔中心柱石窟创建于东汉时期,应当是秦汉皇家贵族陵墓建筑风格西传与佛教东渐时碰撞的结晶,标志着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滥觞。

中印支提窟比较研究

印度佛教寺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最初，比丘们尚无严格称谓的居住场所。他们“此时住这，彼时居那；或栖止林地，或安身树下；或托迹山坡，或容身洞穴；或隐居墓地，或托足森林；或卜居旷野，或存身草堆。”摩揭陀国王频婆娑罗奉献给佛及其信徒的竹林精舍，是佛教创始以来提供给僧伽的第一座寺院。标志着它是早期寺院制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皇室及大众信徒的慷慨捐赠，对于佛教寺院的创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些寺院大多为木结构，房基为砖砌或石垒。其后随着寺院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们演变为多层砖结构，并添加若干附属建筑。孔雀王朝阿育王创始了开山造窟活动。对佛教徒来说，在山丘和崖壁上开凿石窟寺院，成为一种普遍实施的正规手段。石窟寺院就是摹仿地面寺院建成的。一处石窟群，就是一处地面寺院建筑的再现。最先为和尚开凿的是住宅窟，即比丘窟（Bhiksu—guha），尔后逐步地把支提窟、方形窟等添补到寺院群体中来。根据洞窟形制和使用性质的不同，印度的佛教石窟大体可以分为僧人生活用宏和礼拜仪式等宗教活动用窟两种。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这种石窟建筑亦同其它佛教艺术形式，如塔、雕刻及绘画等一道步出印度国门，流布于东方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