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到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和到大港口(香港或上海)的地理距离存在"∽型"关系,这与新经济地理学的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近,越有利于城市经济增长,但省际行政边界的存在降低了区域性大城市对外省城市的吸纳效应,这也证实了省际市场分割的存在。

多层级“中心-外围”嵌套模式下县级市宏观区位效应研究

以＂中心-外围＂模式为理论基础,采用改进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于2006—2014年中国未发生行政区划变动的321个县级市统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中国县级市在城市体系多层级＂中心-外围＂嵌套模式下的宏观区位效应,着重探讨县级市到核心城市的距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线城市对县级市表现出较强的吸附效应;县级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到最近省会城市的距离呈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与到最近主要港口城市的距离呈先下降后平稳再下降的＂准∽型＂关系。研究还发现,省际间存在市场分割,政府财政支出会扩大市场分割的效率损失。

户籍制度改革的“中心—外围”模式与府际合作径路——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

当前户籍改革的城市单元模式将大小城市的功能孤立化,忽视了它们之间的重要连接点即中等城市的衔接作用。如何突破城市单元模式的路径依赖,在地理空间上寻找一个新的场域以充分发挥中等城市的纽带功能,进而实现不同规模城市的并力共持,成为亟待推进的跨省户籍改革的关键问题。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而构建的"中心—外围"模式,强调以城市群为依托,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协同以及由此形成的"集聚阴影之幕"来推进跨省户籍改革,当代中国的城市体系也为该模式之践行提供了宏观背景与微观叙事两个层面的天然场域。以"中心—外围"模式推进跨省户籍改革需要构建三维府际合作机制,即城市群内土地省际占补平衡机制、动力与压力相结合的中央政府省际统筹机制以及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协作供给机制。

我国泛长三角FDI的空间格局与扩散转移研究

新经济地理构建的中心-外围模式为产业的空间分布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文章构造了空间权重矩阵,运用wu-hausman方法来检验泛长三角地区FDI是否存在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格局。此外,还采用了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该区域FDI的整体扩散以及收敛态势。

空间经济学视角下广东省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路径研究

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广东省也面临着省内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严重非均衡的问题。广东省内部目前已经形成以珠三角为中心,以东西两翼及北部山区为外围的经济空间分布模式。研究发现珠三角地区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集中会进一步提高区域内生产力水平。建议广东省通过降低运输成本、完善产业规划、建设金融中心等政策措施减少地区间商品与要素流动障碍,提高珠三角地区经济集聚水平,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从而降低区域间发展差距。

城市群功能分工、政府干预与金融集聚

城市群在金融资源集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城市群发展影响金融集聚的机理未得到足够重视。基于城市群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构建中心-外围模式的城市群功能分工以及政府干预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假说,运用动态空间Durbin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市群发展及其内部的功能分工拓展了资源集聚的空间,优化了空间结构,促进了金融资源的集聚能力,但其促进作用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即过度功能分工对金融集聚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部分发达城市群已经处在拐点右侧;政府干预总体上弱化了城市群功能分工的金融集聚能力,其强化作用仅仅表现在欠发达城市群阶段;城市群功能分工促进城市群金融集聚能力主要是通过提升金融效率来实现。由此,减少政府干预和市场分割,加快欠发达城市群内部的功能分工,创新发达城市群的分工模式,对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和金融资源集聚具有直接的政策含义。

中国种植业地理集聚的空间统计分析

基于1980-2012年中国29个省区的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数据,运用空间统计方法考察和分析了中国省域种植业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进一步探索了种植业的地理集聚特征和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中国种植业在整体和局部区域上都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其空间分布呈现非随机的地理集聚格局,种植业的省际空间关联性和异质性非常明显,具有强烈的省际空间溢出效应;种植业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空间分布模式,并且其高-高集聚核心区域明显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