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岛问题”的历史真相及中日交涉的历史经验

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朝边界纠纷和朝鲜移民的保护权为借口,蓄意制造了所谓的“间岛问题”,并由此在中日之间挑起了长达三年的外交争端。事实上,早在日俄战争前后,日本就将其军事、政治、经济势力以非法的手段和途径向延边乃至东北渗透。“间岛问题”只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来混淆视听、遮人耳目以达到公开夺取中国延边地区的借口。在中日交涉中,中国官员依据扎实的历史文献考证、实地勘查和国际法条文,通过开展移民实边和加强军备等措施,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捍卫了国家的领土。

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交涉——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中心的考察

日俄战争结束后,与日本的交涉事务成为清政府善后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此役的主战场暨争夺目标之一,奉天也是清政府处理战争善后工作的地方行政单元。身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赵尔巽,同时也是该项工作的参与者与地方主持人:在协助中央政府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之余,还要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与日本驻奉天军政当局展开交涉。这些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力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利益。重新梳理交涉的来龙去脉,既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中国东北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觊觎与侵略,又可以深刻感受到清政府外交观念的转变,以及在处理这些事务过程中的艰难抉择与种种无奈。

日本公使觐见同治帝与近代早期的中日交涉

1873年6月29日,同治帝首次接见各驻京外国公使。有幸参加这次站立觐见活动的日本全权公使副岛种臣不仅单独一班,而且先一班觐见了同治帝。日本获此殊荣表明中国对日本政治立场的改变。19世纪70年代,东亚区域内国家已开始运用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法重整东亚地域内秩序抑或对自己所属领地以及附属邦土进行主权确认。中国愿意与日本建立西方近代的国家间平等关系即为藉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法制约日本对自己在东亚区域内之属邦进行侵蚀的一个举措。

1870年的中日交涉——以总署大臣历届办法的运用为中心

一般来说,他国与清政府开始国交之时,外国使臣需有钦差头衔,条约的商议地点应在天津及需有已订约国的介绍,此为“历届办法”。在以“历届办法”处理日本使臣访中并要求缔结通商条约这一外交事务过程中,清朝最高外交机构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所表述的“人云亦云”的对日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官员对日认识的水准。以“新形式”向历届办法进行挑战的日本使臣,在李鸿章等中国官员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同时也对以后的交涉产生了影响。

中日交涉与张群对日外交策略

中日交涉自“九.一八”开始就以各种途径、不同形式在进行,张群因早年留日,与日本渊源较深,为蒋介石所倚重,负责调整中日关系。华北事变后的中日交涉,是抗战正式爆发前中日间最后的较量,张群在与日方的周旋与应对中,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外交策略。

有关张群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中日交涉的一组史料

本组史料主要记载了张群在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1935年12月至1937年2月)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川樾茂等人历次会谈情形以及有关的对日交涉情况。其所涉及的内容除“成都事件”外还包括中日间关于航空协定、共同“防共”、华北冀东伪组织处理等多项问题。这些文件表明了此期南京政府对日态度已趋于强硬,是研究抗战前中日关系的重要史料。

“东芝事件”与中日交涉——兼论复交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东芝机械公司违反巴黎统筹委员会和国内出口法律的规定向苏联出口一批数控机床。由于该设备有助于提高苏联核潜艇的反侦察性能,美国遂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推动日本处罚东芝机械和强化出口管制。但这却导致东芝机械等企业中断对华技术出口与合作,给中国造成经济损失。为此,中国同日本进行近一年半的交涉。交涉进程受到冷战期间美国严控东西方技术贸易政策、美国对日政策和日本国内经济变动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对中日技术贸易的认可和中、日经济发展的各自需求,推动中日双方最终达成解决方案。

围绕1923年废除“二十一条”法理问题的中日交涉辨析

1923年3月10日北京政府正式向日本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照会。中国要求废约的法理依据是"情势变迁"而条约不适用,单方面宣布条约无效,进而推动修改条约。日本一方面运用国际法对中方废约要求进行反驳,另一方面积极与英美列强沟通。英美等国虽然不赞成中国的废约行动及其法律依据,但为了自身利益也不愿支持中日交涉中的日方。日本虽然坚持《民四条约》在法理上的效力,但在国际正义、道德上已受到削弱。北京政府此次废约交涉失败了,却看到国际情势对己有利的变化和国际法观念的逐渐转变,开始协调与各列强关系的同时,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寻求弱国在强国主导的世界之下,实现收回国权的手段。为此后中国的修约、废约外交提供了方法与经验。

胶澳战后围绕青岛海关问题的中日交涉述论

胶澳战后围绕青岛海关问题的中日交涉述论黄尊严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７日，日英联军攻陷青岛，日德争夺胶澳之战宣告结束。北京政府鉴于青岛海关德籍关员或被日军视为战俘囚禁，或被迫离青，海关业务中断ｏ的现状，为恢复青岛商务计，决定派员重新组织青岛海关。不料，日本政...

“鲁案善后”的一个断面:围绕青岛盐输出问题的中日交涉

中日关于青岛盐对日输出的交涉是解决“山东问题”的一项重要议题。一战期间,日本强占青岛,开拓盐田,控制产销,大量盐斤输入日本,以补足食用和工业发展所需。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中日两国交涉“鲁案善后”,青岛盐对日输出问题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交涉过程中,双方观点分歧明显,争论的焦点在于输出数量、价格以及输出商的指定。面对日方强硬的姿态,中方代表虽作出一定让步,但在艰难的谈判中利用日方急迫的心理维护国家利权,凸显了中国谈判代表所具有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谋略。协议签订后,在青岛盐输出过程中,日本又背弃协定,阻断青岛盐输出销路,进而影响中国对青岛盐输出权的控制。

日俄战争时期华民权益保护研究——以中日交涉为中心

日俄战争爆发后,身居战境的华民权益饱受交战国侵害。为解决该问题,清政府与日本进行了交涉,并采取多种措施予以维护华民权益。然而,囿于孱弱的国力,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清政府对华民权益的保护最终只取得一定的成效。

晚清中日东沙岛交涉案件中民间证据的作用

20世纪初的中日东沙岛主权交涉案以晚清政府的胜利而告终,清政府一方面采用援引中外历史材料力证东沙岛为中国版图之事实由来已久,另一方面积极采用渔民口供及书证等证据证明东沙岛系中国渔民最早发现、命名、经营、开发。清政府的对外交涉中,在张人骏等人主导下结合渔民证据紧紧围绕“最初发现”等系列国际法核心问题展开论证,成功维护了岛屿主权也令日商承担索赔岛上损失并补缴税款,向西方列强宣告我国海洋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作为近代史上成功的边疆主权维护案例,在官方缺乏占领等具体材料时,中日东沙岛交涉案件中首次运用民间证据维护主权的做法亦为当下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日商西泽吉次掠夺东沙群岛资源与中日交涉

日商西泽吉次掠夺东沙群岛资源与中日交涉吕一燃一东沙群岛，由东沙岛、东沙礁、北卫滩和南卫滩组成，分布于北纬２０°３３＇～２１°５８＇，东经１１５°５４＇～１１６°５７＇之间的海中，是南海四组群岛中最靠近大陆的一组岛礁。东沙岛面积约１．８平方公里，与西沙...

晚清台湾电报的创办及割台后中日间之交涉

同治十三年日本出兵侵台,钦差大臣沈葆桢首倡设立福州至台湾之间电报,以通消息。后因沈氏调任两江总督,而未及实施。光绪三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奏准设立台湾电报,并建成自台湾府城至旗后和安平的两条线路,总长九十五里。这是中国自己修建并由中国人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在中国邮电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台湾建省之后,首任巡抚刘铭传进行一系列近代化建设,其中包括台湾电报的建设,并敷设了闽台海底电报线。甲午战后,台湾割让,李经方据理力争,拒绝了将闽台海底电报线移交给日本的无理要求。此后,中国与日本进行长达数年的交涉,最终迫于形势,不得不将闽台海底电报线让售与日本。

1928—1929年中日“水案”交涉

1928年12月,日本炮车在汉口将人力车夫水杏林撞伤致死,即水杏林案件,简称"水案"。水案引起中国工人罢工并封锁日租界,日方对中方屡有挑衅,双方交涉、对峙达半年之久。最后在中方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事件得以解决,但这种解决是不彻底的。

上海与近代早期的中日交涉

上海是日本幕末官方主动开展与中国交涉的首选地。在1862年到1868年间,日本德川幕府多次派员到上海或通过英国人转送信函给上海道台等方式,试图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及派驻领事等外交关系。在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修订《修好条规》的过程中,上海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9年东京事件与中日交涉

1929年9月,中国留日学生为反对国民政府收回中东铁路、声援苏联,在东京参加日中朝三方联合发起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遭到日本警察的大肆逮捕,史称东京事件。事件发生以后,中日之间进行了频繁地交涉。期间,国共两党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国民政府以区别对待的方针,坚持外交手段谋求日方释放逮捕的国民党员和一般留学生,并将其中的共产党员设法引渡归国、依法惩办。其将政党利益高于国家权益的做法,实为此次交涉之贻误。与此同时,中共为声援在东京被捕的党员和留学生,在国内的主要城市发动群众示威游行,客观上起到了声援苏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作用,国内舆论对中日交涉又增加了砝码。然而,东京事件是为保卫苏联而发动,忽略了自身的国家利益,是对共产国际盲从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