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朝野对“中日亲善”言论的反应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日本朝野提出的"中日亲善"(日本语为"日支亲善"),单纯从字面上解释可为中日友好、中日友善之意。但在日本侵华背景下提出的"中日亲善",就显得极其伪善,本质上亦多为伪善华丽辞藻包裹包下的"软征服"内容。九一八后,随着日本侵占东北暂时得逞,为了缓和、分化中国国内的反日运动,争取中国当权者中的对日妥协势力,同时消减国际舆论的不利因素,日本方面遂主动向中国抛出了"中日亲善"诱饵。在当时的背景下,使用带有"亲善"外衣包裹的这一政治概念,是以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现有侵略权益并以平息全国反日运动为前提条件,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和价值属性的。通过中国朝野的反应可以看到,中国当时尽管存在着抗日与媚日两种思潮,但抗日已成共识并形成主流。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国人期待建立在国家平等、相互尊重、互利互惠基础上的"中日亲善",坚决反对侵略、奴役,把中国变为附庸国的所谓"中日亲善"。相关讨论对于梳理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之思想流变具有重要意义。

蒋介石与1935年上半年的中日亲善——以蒋氏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在与华北事变几乎同时发生的1935年上半年,以蒋介石发表《敌乎？友乎？》一文为契机,国民政府在年初确定了对日和缓、化敌为友的方针,并在内政与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呼应日本广田外交的举动。九一八以后持续紧张与僵局的中日关系,因此呈现出一度＂亲善＂、甚至达于高潮的奇特局面。本文主要以蒋介石日记为主要载体,考察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调整、转变与确定对日亲善政策的背景与经过,着重论述1935年上半年围绕＂亲善＂问题的中日互动过程,并指出其迅速陷入顿挫、终归败局的内外原因。华北事变的继续发展,最终导致中日关系进入战前的＂最后关头＂。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对日亲善之与虎谋皮、缘木求鱼,其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一战后日本的对华文化政策——以郭春秧提倡的孔教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一战期间日本趁机在中国扩张势力引起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不满。日德在华的舆论战、二十一条引发的反日浪潮以及日英美在华的经济摩擦等一系列压力迫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政策。于是旨在拉拢中国民心的文化政策应运而生。在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认识不到中国的思想界已经发生变化,受一名福建籍归化商人郭春秧的建议,试图将孔教运动作为联络中日亲善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