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回望与思考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和正式生效,是继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史上又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它符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两国人民和亚太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回望从两国关系正常化到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曲折过程,“反霸条款”问题成为条约迟迟未能签订的主要原因。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决断下,中日友好终于结出硕果——成功地实现了缔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灵魂是和平友好,中心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条约的精神必须不折不扣地得到信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来中日高等教育交流新发展——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研究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来,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在大量条约、协定所明确的法律保障,高等教育领域交流人员和层次的不断加深以及一系列交流机制的出现。从北京大学的个案来看,相应地体现在受惠于两国高层交流的"北京大学福田计划"、社会层面主导的"北京-东京论坛"以及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学生自发推动的"京论坛"。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人数在稳定增长,已经与日本很多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校际交流。从北京大学参与的对日高等教育交流的尝试来看,两国需要在联合培养人才等领域向纵深发展,不断推动各自内部和彼此之间的学科发展与资源整合,并积极推动两国的合作融入东亚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交流大潮。

中日关系的既往、现实与未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

2018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事实上,这种貌似巧合的“两个40年”,存在互为因果的内在逻辑。正是邓小平先生出访日本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之旅,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而日本实施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也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启动提供了技术、资金,注入了活力。

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招待会上的演讲

（2018年5月10日,东京）安倍晋三首相,各位朋友： 五月的东京,煦日暖风。在这样美好的时节,我应邀来到贵国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感到十分高兴。我这次来,就是要和日本政府、各界人士就两国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探讨如何保持两国关系目前出现的改善势头,切实有效管控分歧。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过程研究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约谈判经历了预备谈判、一度中断后的重启缔约谈判以及正式缔约谈判三个阶段,谈判的分歧点聚焦于反霸条款。这个分歧反映了中日两国不同的东亚秩序观:中国在设定主要敌国的基础之上,旨在把日本拉入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日本则坚持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基本外交政策,采取"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的方略,只与中国发展重视实务往来的友好合作关系。当前中日两国的战略猜疑,根源就在于缺乏安全保障问题上的制度性安排。

致力深化中日友好与合作——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不懈努力的成果.25年来,在条约的推动和保障下,中日关系步入广泛的发展时期.两国需要顺应时势,不断深化友好与合作,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地向前发展.

为进一步发展中日经济贸易关系而努力——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

中日两国是隔水相望的邻邦.早在两千多年前,两国人民就开始了文化经济交流.两国先驱者历尽千辛万苦,远渡重洋,相互通商,寻求友谊和知识.所以两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三条规定: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五年来,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期待中日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0周年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0周年.10年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回顾已取得的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1978年,中日贸易额不到50亿美元,到1987年已增加到165亿美元.进出口商品结构也有了很大变化,进一步趋向合理化.预计今年的中日贸易额比去年将进一步增加,中日贸易的发展势头是好的.我国实行开放、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建设和对外经济贸易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暨中国日本史学会2018年会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办的“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暨中国日本史学会2018年会学术研讨会”,于6月15～17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60多个科研院所和大学的130多位代表出席本次研讨会。会议围绕历史和现实中的中日关系、日本社会变迁、日本历史等议题展开讨论。

李克强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互致贺电时指出 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 为中日关系树立了重要里程碑

2018年8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互致贺电，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40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和政治家作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决断，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为中日关系树立了重要里程碑。

李克强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互致贺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12日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互致贺电,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40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和政治家作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决断,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为中日关系树立了重要里程碑。40年来,中日关系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也为地区和世界的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两国商协会“联手”推动经济合作

4月10日，中国贸促会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在京共同举办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经济界交流合作研讨会（下称研讨会）。研讨会围绕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一带一路”倡议、中日经贸合作三项主题开展研讨。

周恩来战后对日外交思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日两国人民体会到了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给他们带来的福祉。这与周恩来战后对日外交思想的确立有直接的关系,虽然这一条约签订于周恩来过世之后的1978年,但他为这个条约做出的贡献是非凡的,可以说是此条约的最早倡议者和奠基人。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第五届中日教育交流会在日举办

中国总理时隔8年再次正式访问日本,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之际,中国改革开放也迎来了40周年纪念,2018年,中日关系屡屡“破冰”的信号释放不断。2018年11月26~28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日中文化交流中心(环球翔飞教育集团)承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等共同协办的第五届中日教育交流会在日本兵库县淡路岛召开。

中日“1972年体制”的历史基石与现实挑战

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两国政府在综合考量国际局势与国内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做出了相向而行的战略性选择。围绕中国台湾、历史、安保、领土争端问题,两国政府达成处理原则与方式上的共识,构建了和平友好基调的“1972年体制”。然而,日方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回顾复交52年的历程,中方一贯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态度,而日方在历史问题上则存在反省与否定两种态度。在右翼运动与自民党派阀政治的影响下,历届日本政府对于侵华历史问题的态度并不一致,日本社会扭曲历史观的盛行已成为阻碍建构新时代中日关系的严重挑战。

深刻理解邓小平外交思想,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024年8月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6周年。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战略,并在对日外交实践中得到充分展现。邓小平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始终将其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国际战略全局中来谋划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习近平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擘画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引领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大方向。中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走向,中日关系的具体实际又决定了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要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深化务实合作、促进认知重构、增进战略互信是基本思路与内在逻辑。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和平共处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然而,尽管中日之间发表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但围绕两国关系的法律基础究竟是什么?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对此,日本同中国的立场观点并不一致,客观上形成了"中日国际秩序观矛盾"。日本政府从未强调遵守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处理两国关系和领土问题,而一直坚持以《旧金山和约》作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础,这必然影响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确有必要就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做一比较系统的研究与说明。

中国对日外交的“国际法转向”探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再认识

日本首相安倍设想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恢复中日首脑互访，使两国关系重回正常轨道；但历史证明，不处理导致中日关系周期性恶化的具体问题，互访难免流于形式。既然中日双方表示回到缔约的历史原点，就存在着解决问题、寻求国际法归宿的可能性。当前，中国出现了强调条约作为战后处理法律规范的新思考；由此重新认识缔约在战后处理国际法进程中的意义，把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的底线共识明文化，这是对日外交“国际法转向”的题中之义。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日双方于1974年11月开始缔约的预备谈判,后因日本政局变动使国内政治力量重组,自民党亲台势力掌控党政大权,在反霸问题上态度变化,导致谈判受阻;与此同时,中国也因"文化大革命"在缔约问题上回旋余地有限,致使缔约谈判一度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恢复中日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日于1978年5月恢复了谈判,并于8月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签署对中日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日本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写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之际

日本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写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２０周年之际高增杰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２０周年。作为一名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回忆过去２０年来日本研究经历的历程，既为过去近２０年来日本研究的发展感到欣慰，更深深感到肩负责任十分重大。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