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中日复交前期准备过程中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复交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不仅标志着中日两国长期敌对状态的结束,而且也意味着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新时代的来临。中日复交前的大量准备工作是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中日复交谈判之所以能够在短短4天内达成协议,是与充分的前期准备分不开的。周恩来领导并亲自参与的重建对日外交团队、传递外交信号、接待日本在野党代表以及与日本执政党的直接接触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为中日复交谈判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日本实业家冈崎嘉平太对中国的活动和认识

冈崎嘉平太是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事业建功甚巨的日本实业家。冈崎所以能在两国关系极其困难的状况下长期坚持对华交流活动的思想动力,既得助于其非凡的战略视野和对中国国情及国民性的理解,更根植于笃信中国在市场及安全保障方面于日本增进国家利益所具的重大意义这个对华观。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回顾与前瞻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的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当年中日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离不开两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睿智努力。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他们克服重重阻碍和困难,为两国民众幸福与世界和平发挥政治智慧,充满勇气地共同做出了英明决断。中日两国民间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也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中日复交5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日本的政治生态也出现了许多变化。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是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发展中日关系,要恪守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加强文化、教育交流尤其是青年一代的交流,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英国对中日复交前后钓鱼岛争端的认知

中日复交前后,钓鱼岛争端成为制约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近代以来英国长期是东亚地区的重要角色,通过解读英国外交档案关于中日复交前后的钓鱼岛问题等内容,可以发现:一是英国积极关注钓鱼岛争端;二是英国以“避免介入”钓鱼岛争端为立场;三是英国对“搁置争议”的看法反映出中国政府在特定时期内暂时“搁置争议”策略的智慧。在钓鱼岛问题研究中引入英国因素,将该研究置于更宽广的场域中,从旁观者角度审视钓鱼岛问题,有助于扩展对钓鱼岛争端的历史认识。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变以冷战结束为分界,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70、80年代,由于中日两国国力相差悬殊,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抱有优越感、负罪感及对中国广阔市场的期待感,将中国视为"友好伙伴",为推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冷战后,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政界人士在保持对华积极认知的同时,也逐步将中国视为潜在乃至现实的"竞争对手",陷入既视中国发展为"机遇"、又看做"挑战"的两难境地。

日本鸠山一郎内阁时期中苏对日复交问题历史考察

日本鸠山一郎内阁上台后,着手调整外交政策,主张恢复日苏、日中邦交。中苏两国对此表示欢迎,并在对日复交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对日复交。在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苏日关系在鸠山内阁时期完成了正常化,中日虽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但中日关系在这一时期仍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日本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及“亲华派”与中日复交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围绕是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问题,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意见不尽统一。其中,自民党内"亲华派"和"亲台派"之间展开的博弈和斗争对复交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多重因素制约",亲台派"的主张一度成为日本政界对华认识的主流。然而,经过自民党内"亲华派"和在野党及民间人士等各方面的努力,加之国际格局的转变,"亲华派"的主张逐渐成为日本政界对华认识的主流,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佐藤内阁后期的对华政策调整

随着冲绳问题的基本解决以及中美关系的缓和,佐藤荣作内阁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采取某些积极外交行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意欲实现中日复交的战略目标。然而,由于佐藤内阁既无法脱离美国的束缚,又拒不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导致其对华政策调整最终失败,这也宣告了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原则的总破产。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趋势下,佐藤内閣的失败令日本各界对中国的复交原则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其政策调整客观上缓和了中日间的紧张局面,使双边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始末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周总理征得毛主席同意后,在中日复交前就明确提出的主张。周总理提出分两步走:先复交,再缔约,但不仅仅是缔结和约,而是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主要考虑有二:一是为提升两国关系;二是照顾日本的难处。蒋介石集团1952年与日本签订和约时已败逃台湾岛,完全无权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