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安全困境”与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变迁

冷战结束后中日安全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控制这种安全关系的枢纽是"历史镜像"与"现实映像"交织形成的所谓"安全困境"。安全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敏感神经。由于中日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增强,特别是日本国内的社会变迁导致其国民的恐惧危机意识加剧,使日本的自我中心定位意识加强,这为"虚幻的安全困境"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可持续地改善中日安全关系就要揭开安全困境的面纱,关键是要弱化日本国内的恐惧危机意识,实现其政治保守化和右倾化的转向。

后疫情时代中日安全关系的复杂性与风险

新冠疫情已在全球肆虐一年有余,尽管随着疫苗在世界范围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普及,疫情趋缓。但正如印度二次暴发所显示的,疫情何时全球性平息、何时可以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或疫情是否会表现为新常态,新冠疫情的冲击到底有多大,目前实难判断。令人失望的是,疫情面前本应是世界各国搁置分歧、加强合作,但现实却是大国间互相推诿,“疫苗外交”和“疫苗民族主义”等各种“疫苗政治”此起彼伏,有些国家将公共卫生安全与传统安全挂钩,反而恶化了国际关系。

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动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海权国和陆权国的海洋军事战略一直处于演化进程之中,区域拒止、制海、战力投射等战略手段开始出现相互融合的态势。扩大兵力投射范围、加强进攻性打击能力成为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演进方向。战后特别是冷战末期到2018年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之前,日本海洋军事战略总体上聚焦于区域拒止和制海两个维度。2022年12月出台新版“安保三文件”之后,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向增强战力投射维度扩展的方向基本明确。“反击能力”作为新变量将加快日本海洋军事战略朝着区域拒止、制海与战力投射三位一体的融合方向发展,还将推动日本加速拓展多元化海洋军事战术体系,并以应对台海突发事态作为日本发展海上进攻性打击能力的首要战略目标。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扩张性倾向,将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健康发展形成多重冲击。

历史问题“安全化”及其对21世纪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21世纪以来,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出现了严重"安全化"态势,它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因素嵌入中日关系结构,从身份—本体安全、国家战略与威胁认知等方面对中日安全关系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的受害者身份认同与日本的自我优越认同和受害者身份认同存在裂痕,导致双方互将对方视为最大的"他者";中国以御辱图强的抗战精神来实现民族复兴与和平发展的中国梦,而日本新保守派则利用中日间的"恶性联动回路",通过"摆脱历史""利用历史"来实现其修宪、强军的"正常大国"梦;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的泛滥使中国担心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则担心中国重新复兴后的对日复仇情绪和清算意愿。在"历史战"风险巨大而近期难以走向真正和解的情况下,中日双方应相向而行,努力降低"历史问题"的"安全化"程度。

中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探析

在新形势下,中日安全关系的实践过程日益体现出建设性逻辑和视角。建设性逻辑最初体现在中方对日方在地区安全领域的角色关切上,随后表现在中日双方的关系定位及其在地区中的角色关切上,并同时适用到中日安全关系领域。建设性逻辑和视角已经成为新形势下中日关系继续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中日双方保持正面的相互安全认知和定位,持续进行积极的安全战略互动,并采取有效的争端解决措施和危机管控机制,三者相互补充,形成良性循环,构成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的应有内涵。中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的时代意义,体现在有利于确保中日关系在新形势下持续发展,以及不断扩大双边关系的良好外溢效应,但其构建过程必然是曲折的,甚至可能会面对较大困难。

日本新安保法与中日安全关系——兼论特朗普新政府对安保法实施的影响

日本政府推出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后,成为国家法律。日本新安保法的推出,目的是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以及朝核、国际恐怖主义等危机。这意味着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一次巨大变化。它基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政策,解禁了过去一直被禁止的所谓"集体自卫权"。尤其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其盟国的政策调整,会更加促使日本积极主动地参与海外军事活动和增强自主防卫能力。这无疑会增加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感,中日"安全困境"将进一步加深,同时也会对国际形势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带来消极影响。新安保法是否真正有机会实际实施以及构成对中国的实际威胁,还要取决于美国以及东亚安全形势和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

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评析——兼论日本安全战略的走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剧烈变动期,梳理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梳理冷战后美国学界相关文献,可将冷战后30年日本安全战略的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漂流”期(1989—1999年)、共识形成期(1999—2009年)和酝酿期(2009年至今)。美国学界在这三个时期的研究各有侧重,但没有超出西方国际关系三大主流学术流派或三组核心命题的外延,只是随着国际关系实践进程因应现实需求而在不同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展望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其具有可塑性、综合性和现实性三个明显的特性。当前中日关系的改善更大程度上来自于双方的内在战略发展需求,而非仅仅受限于美方压力,日本的战略文化思维有一定程度的转变,双方寻求共同战略利益的动力日益增强,也具备凸显共同安全和战略利益的操作空间。

论“地区”视域下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

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不仅在两国双边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两国所处地区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实践不断丰富着地区概念的内涵。基于“地区”视域,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星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从“反对地区霸权”共识下的友好合作,转为“东亚安全治理”框架下的相互警惕认知,直至“跨域秩序构建”进程中的大国战略博弈。中"两国有关地区秩序构建的概念认知与路径选择,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彼此间安全关系的发展趋势,需要双方采取积极措施来共同构建新型地区安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