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日本侵华与中日苏三国关系变化

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日苏三国关系随即也发生了变化。日本一方面对苏联采取谨慎政策,避免苏联"干涉"侵华,另一方面却打出反苏反共的旗号,以换取西方国家的绥靖主义政策,进一步发展为对苏采取以攻为守的强硬政策。苏联则一方面对日本侵华战争采取"不干涉",避免引火烧身,另一方面却控制及占领中国边疆地区扩大自己的防线,加强本国边防实力,进一步发展公开援华以牵制日本力量。可以看出30年代日苏关系矛盾焦点在中国,日本要独占中国防止苏联插手,而苏联要控制中国防止成为日本进攻的基地。当然中国也要利用日苏矛盾维护本国独立及领土完整。

中日苏空军航校中的韩籍飞行员考述

民国时期,中国航空学校及空军内的韩籍~①飞行员可分为中国、苏联航空学校毕业生和日本航空学校毕业生,包括未加入中国空军者在内共计三十余人。据查,民国时期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广东航空学校前身)、云南航空学校(又称云南航空队)、中央航空学校(空军军官学校前身)、南昌航空机械学校、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洛阳航空学校(吴佩孚的洛阳飞机场、冯玉祥部航空队)、保定航空学校均有韩籍飞行员。他们为圆自己的蓝天梦,投效中国空军,在中国的蓝天上增添了异彩。本文拟以史料为依据,对民国时期中国航空学校及空军内韩籍飞行员分别详加考述。

中日苏三边玻璃形成态学术会议在苏联举行

根据1989年7月中、日、苏三方商定的交流计划，由中国硅酸盐学会组织的以华东化工学院教授程继健为团长、中国建材科学研究院玻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马春荣为副团长的10人代表团，于1990年10月14日至22日出席了在苏联海参威(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中日苏三边玻璃形成态学术会议。这是三国闻首次召开的材料科学学术会议。

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

1935年初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政策具有多重性质。对处于复杂的互动作用中的中日苏三角关系及蒋介石的战略作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重大原因。蒋介石在对事变的因应中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运用苏联因素,并尝试以"共同防苏"换取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善。但日本对之提出了中方难以接受的前提,最终迫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大政方针上转向对苏不惜联合与对日不惧应战。导致这一转折的决定性的外因,是日苏两国在中国的主权问题与政权问题上的不同姿态。

《苏蒙互助议定书》与中日苏外交博弈

九一八事变后,日苏双方在外蒙边境的冲突愈发激烈。苏联基于对日本侵略行为危害性和严重性的过高估计,不断加强对外蒙的援助力度,擅自与外蒙当局签署《苏蒙互助议定书》。为因应变局,国民政府一方面在依据中苏间相关条约向苏联抗议的同时,继续发展中苏关系;另一方面,又利用日苏冲突激化,向日本提出对苏军事协定,以调整中日关系。然而,限于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国民政府无从实现其外交谋略。日本出于加强对苏战备、探明中苏关系的目的,不断对中国施压,反而使中日关系愈发紧张。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唯有选择与苏合作。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动,使得国民政府冀图中立于日苏冲突的设想,毫无实现的空间。

抗战时期的中美日苏四国关系

在1931年至1945年期间的中美日苏四国关系中,中日关系是四国关系的焦点,主要矛盾是日本军国主义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抗日战争初期,美国和苏联出于各自利益和战略的考虑,曾分别对日采取过绥靖政策或所谓的“中立立场”。但随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美日矛盾激化,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总的看来,这一时期中美日苏四国关系的历史,是中美苏三国联合反抗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苏报案后中日引渡陈范的交涉及陈范在日行踪——基于日本外务省档案的研究

日本外务省苏报案档案揭示,清政府在确认陈范逃亡日本之后,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提出引渡陈范的请求,小田切以庇护政治犯为由拒绝。为避免同清政府产生外交纠纷,最终日本外务省接受驻华公使内田康哉的建议,决定将陈范驱逐出境,同时着手调查陈范在日本的行踪。日本内务省的调查发现,陈范由上海抵日后,曾在神户、大阪短暂停留,其间接受在日华商孙实甫的建议,购买返国船票拟回国。可之后陈范却从日本的视线中消失了,日本方面亦因此停止了对陈范的追踪。日本外务省的苏报案档案可以比较完整地反映陈范逃亡日本之后的行踪以及中日之间就引渡陈范交涉的情况,亦可反映出此时日本处理中日外交问题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1924年前后中苏关系的变化与日本陆军的因应

1924年前后,中日苏三国关系处于一种既相互矛盾又有调和空间的状态中。面对1924年中苏关系的变化,日本外务省将着眼点放在纯粹具有外交性质的对苏承认问题上,而日本陆军则将着眼点放在了"北满之日本势力"问题上,双方的差异导致了二者对中国政策的分歧。日本陆军对中苏关系以及"北满"问题的认识,是其1923-1927年间对张作霖进行援助的最主要原因,这恰是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地方。"援助张作霖"和"对抗苏联"联为一体,成为日本陆军1920年代对"满蒙"政策的最主要内容。

苏报案交涉中的日本

关于因苏报案而起的中外交涉,学界的研究揭示,日本的存在感似乎相当弱,而且拖延到最后才明确表态,难免令人产生见风使舵或者是看英国脸色行事的联想。但是通过对日本外务省苏报案档案梳理和研究,发现在苏报案交涉当中,清政府一直把日本作为英国之外最重要的交涉对象,并且在对待引渡章太炎、邹容的问题上,日本也始终都反对引渡。然而出于维持同清政府的邦交和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的考量,在与清政府的单独交涉当中,往往表示不会庇护苏报案犯。在领事团和公使团内部讨论苏报案问题时,则以在请求本国政府的指示为托词,不肯明确表态。但是,不表态并不等于没有态度,反对引渡是日本的基本立场,即认为苏报案是政治案件,章、邹是政治犯。日本在苏报案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反映出与中国具有共同政治文化传统的日本,此时已经以欧美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惯例来处理同中国的外交事务。考察苏报案交涉中的日本,是对苏报案研究的重要补充,同时亦可深化对20世纪初中日关系的认知。

蒋介石的对苏纠结与抗日决断(1936-1937)

对1936—1937年间的蒋介石而言,如何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及其中"抗日"与"防共"这一组复合性的课题,是一个两难抉择。基于"倭患急,俄患缓;俄患大,倭患小"的根本认识,他在这一阶段总体上仍以促使日苏两大强邻相互牵制为目标,故一边为合作抗日而推进与苏联、中共的谈判,一边则在对日外交上以日方最重视的防共问题为筹码,谋求缓和中日关系。西安事变后,蒋虽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日趋坚定,但在联苏问题上依然处在纠结之中。最后,在日苏两国对华姿态日趋相反的客观形势下,蒋才为以缓制急而被迫发动对日抗战。在研究蒋介石的这一心路历程时,必须重视其中的多元性、变动性与反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