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晚唐时期的"銮舆播迁"

中晚唐时期,屡次出现皇帝因为各种危机而逃离长安即所谓"銮舆播迁"的现象。笔者通过具体分析指出,统治者素质的严重退化导致军事防御中一系列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而长安危急时的仓皇逃离又充分显示出其无能与怯懦;另一方面,统治者在仓皇逃离长安后却力求速为收复,其重要出发点是对长安财富与宫室的贪恋。正是基于这样的主观原因,统治者不顾关中经济残破、强敌侵逼的事实,继续定都长安并以政治权力维持其稳定与繁荣。这种定都格局,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唐的灭亡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晚唐时期世俗社会中的弥陀净土信仰

净土信仰是中国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传入中国伊始,有关佛教净土的观念也随之传入中国。中晚唐时期,弥陀净土信仰已经深入到世俗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与民众的社会生活相融汇,同时也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交融,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试通过对民众弥陀信仰功德活动的分析,指出世俗社会中的弥陀净土信仰的特点及原因。

中晚唐时期王羲之书史地位新探

尽管张怀瓘曾有批评王羲之语,但仅仅是指其草书,绝非指称并贬抑王羲之书艺。从初唐开始一直到李嗣真,王羲之一直得到书坛的尊奉,以至于李嗣真将"书圣"的桂冠首次加在王羲之的头上。不过也是从李嗣真开始,王献之的书法在书论家那里凭借对其草书的褒扬而悄悄潜入"崇王论"的内质,即在独尊王羲之的基础上试图增加一个王献之,即"崇二王"。今很多人藉此推论出中晚唐存在所谓的"抑王论",显为断章取义之举。纵观中晚唐书法,尽管此时并称"二王"或"羲献",但无论张怀瓘还是其他人,都还是认为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而于王献之则时有间言,故知"崇二王"中王羲之的地位始终处于核心,并无贬抑之意。

中晚唐诗人于武陵考

宋元以来,唐代诗人于武陵被说成"大中进士",并与唐末五代于邺混为一谈。后一错误近年已被纠正。今考于武陵与无可、贾岛同辈交游,卒于大中六年(852),所谓"大中进士"之说亦不可信。结合时代背景和交游状况来分析于武陵诗作,可考知其一生经历的主要阶段:元和中应举不第,约于元和十二年(817)西出陇山,入幕求仕,后又入蜀,久客吴楚,开成二年(837)回到关中。因此,于武陵实乃贾岛诗派早期主要成员之一。

从唐诗看中晚唐藩镇割据下的河北社会文化状况

唐诗所反映出的河北地区与唐中央的交流、诗人往还河北及在河北的活动、围绕藩镇的诗歌创作活动等内容说明,藩镇割据使河北文化遭受重创,明显退步和一定程度的"胡化"是客观存在的,但唐后期河北社会文化的主体仍是处于退步、萧条期的汉文化,并且在与游牧民族文化的融合中逐渐实现着对游牧文化的同化,所谓唐后期"河北社会全然胡化"的论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试析中晚唐悯农诗思想内容及影响

中晚唐时期有大量的悯农诗人,他们作品思想内容丰富深刻,有的揭露了中晚唐王朝官府的繁重赋税、贪官胥吏的敲诈勒索巧取豪夺使百姓生活艰难,有的直接描绘农民的劳作艰辛和生活的贫困,也有的揭露了藩镇割据、战乱及自然灾害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特别是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的痛苦生活与悲惨命运也有较多的描写.诗人们通过对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的描绘与揭露,无情地抨击了封建统治的腐败与黑暗,深深地流露出他们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同情与关心.这是悯农诗人思想极其耀眼的光芒,并且对唐代以后的元、明、清三朝诗人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中晚唐禅僧书法浅论

在中晚唐时期的书法界，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僧人，特别是禅僧中一大批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书法创作之中，并且有一个共同点，几乎都是偏爱草书。本文着重分析中、晚唐禅宗与禅僧书法的形成、禅僧书法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

川渝摩崖石刻 在巴山蜀水悬崖上一路绽放

中晚唐时期,当北方石窟造像渐次凋零之际,方兴未艾的川渝摩崖石刻为我们留存了人类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川渝摩崖石刻大都是在嘉陵江、岷江流域两岸及旧官道的崖壁上,比较著名和保存较好的有:广元千佛崖摩崖造像、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绵阳西山观摩崖造像、大足和安岳的五代两宋时期摩崖造像、乐山龙泓寺摩崖造像及乐山大佛等。

中晚唐文人音乐文学探讨

引言中晚唐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年代风貌,此时期的文学作品可通过配乐演唱的形式出现,呈现了活跃的态势。中晚唐文人在音乐创作上的形式多种多样,如乐府、诗声等等,并且很多文人将音乐、诗歌、酒宴等融合在一起,为音乐文学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创新了诗歌的格律、体式,在新时代仍具有借鉴价值。

论中晚唐儒学变迁对骈文演进的影响

作为社会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文学，其发展和变化离不开同时共生的其他各文化因子的影响。对于骈文在中晚唐时期的创作特色和演变历程来说，文化环境诸因素中的儒学环境对其影响最大，所以，探讨中唐儒学的变迁，特别是注重经世致用的春秋学派的兴起对骈文内容、风格的演变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晚唐儒学的衰落与骈文向六朝唯美、抒情功能的回归之间的联系，就成为研究中晚唐骈文演进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中晚唐学术文化变迁与文学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学界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①但这些成果“因受现代学术分工的限制，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或偏于古文运动一事，或偏于哲学概念的推演”，②尚没有讨论到学术演变与骈文发展之间的联系这一层次，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方法，也提供了继续研究的资料和理论基础。

论刘克庄的诗歌创新观及其诗学地位

中国诗歌发展到中晚唐 ,开始出现了普遍的模拟之风。刘克庄首先以全方位的创新诗学观反对这种模拟 ,他既全方位阐述了创新的内涵 ,又全方位提出了创新的方法。相对于整个中国古代诗学历史而言 ,刘克庄的创新观最全面、最系统、最具应用价值 ,因而是最具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创新诗学观。

杜牧集论谏文边策思想考述

杜牧作为中晚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和政论家，少负卓名而才思敏捷，时人以为李、韩之亚匹。杜牧虽为时之盛名诗家，其志略却始终着意于辅佐国稷，“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是其平生报国愿望的写照。史载杜牧“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素以收复河山，平定中原，庶兴民生为已任，而“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列病尤切。兵法戎机，平昔尽意”。

中晚唐草书僧高闲散论中晚唐草书僧高闲散论

中晚唐时期擅写草书的僧人甚众。众多僧人参与草书创作,并获得很高的名声和地位,在当时大都有显赫一时的影响。而高闲是中晚唐草书僧中的代表人物,亦是唯一有墨迹存世的草书僧,对高闲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中晚唐草书僧这一独特的书法群体。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

本文以唐德宗至后周恭帝期间 (分四个时期 )的宰相为例 ,考察其社会出身、籍贯、科第情况 ,进而分析其变化。从四个时期宰相的入仕途径来看 ,总的趋势是科举出身者逐渐占主导地位 ,以门荫升迁宰相的机率逐步衰落 ,非科第出身者升迁宰相的机率也大为减少。中晚唐士族兼进士出身者在诸色入仕和升迁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 ,直到五代才略有下降 ,小姓兼进士出身入仕、升迁的机会亦大于寒素兼进士出身 ,表明科举出身在诸色入仕与升迁过程中 ,对士族和小姓更为有利。五代宰相中士族所占的比例明显低于科举出身者 ,说明在社会动荡中士族的门第已不及科第更能持久地维系其社会地位的不衰、家族的不败。

浅析天龙山石窟第九窟的两个审美特征

石窟的审美特征，是社会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而社会审美意识又往往决定于社会思想的发展状况。因此，石窟开凿时代的社会思想发展状况可以说是决定石窟审美特征的最根本的因素。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第九号窟是开凿于中晚唐时期的一组石窟。

“孟贾”、“姚贾”创作辨析

前人诗话中常把贾岛与孟效、姚合相提并称为"孟贾"、"姚贾"。本文试将这两种组合放到一起来比较讨论:贾岛何以与孟效及姚合分别并称于世,他们之间创作的异同以及这些异同与中晚唐之际的社会背景及诗歌走向的关系。

深婉绵密、真挚蕴藉的恋歌——李商隐《无题》一诗的描写艺术

每逢阅读李商隐的爱情诗篇，内心总会产生圣洁的感受。爱情作为人类的一种感情，固然其自身便具有神圣和纯洁的属性，但要把它形诸文字，付诸歌咏，却并非都能传出其真髓。比如在爱情诗繁荣的中晚唐时期，色相描写就曾充斥一时，“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白居易），“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元稹），“抱月飘烟一尺腰”、“吴宫女儿腰似束”（温庭筠），“二寸横波回慢水，一双纤手语香弦”（李群玉），等等，腰肢眉眼，口唇鼻舌，竞成为作家关注的对象和兴奋的焦点。

山西交城竖石佛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竖石佛摩崖造像位于山西省交城县,现存造像龛70龛,造像136身,摩崖造像塔1处。造像内容包括单身结跏趺坐佛、双菩萨、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三世佛及摩崖造像塔。该塔正面观龟的形象为山西地区所首见。通过对崖面遗迹特征、龛像特征、造像组合与题材特点综合分析,判断竖石佛摩崖造像始凿于北齐至隋,兴盛于中晚唐时期。为竖石佛村村民及临近民众所施造。

棋盘山:象棋智慧之山

赞皇县棋盘山景区的乡民说：棋盘山是中国象棋的故乡。还拿出了响当当的凭据，说中晚唐时期，赵州赞皇有一对著名父子宰相李吉甫和李德裕，父子在闲暇时，常常在棋盘山一带演习“象戏”，并对战国末期盛行的“六博”象棋进行变革，增加“将、马、车、卒”四个兵种，最终发明了中国象棋，乡民遂将这座山取名“棋盘山”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