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概述

中晚明文学工夫论或承于传统的文学艺术工夫论,或根于朱熹格物致知之工夫论,或鉴于王学致良知的工夫论,或源于禅宗明心见性的工夫论,或合孟子的“知言”“养气”工夫为一体。如李东阳、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人的文体工夫论重视学养、强调对文体规范、篇章字句之法的掌握;唐顺之、李贽、袁宏道等人的文学创作主体工夫论指向心性的修炼、知识的效用,主体精神的大解脱;王阳明倡导在心性本体上下工夫,至刘宗周、黄宗羲等则主张以工夫作为“存养”身心锻炼的本体。这亦势必影响其文学创作观念。充分认识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的价值,对重新建构与阐释明代文学批评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晚明诗学奉行“第一义”的不同路向及其得失

“第一义”学说与中晚明诗学具有紧密而复杂的关联,过往学人多将此视作七子派因袭模拟以致无穷流弊的重要思想渊源而屡有批评。但就文学创作的实际言,奉行第一义,特别是取法古人,既是无奈之举,也属必然选择。就彼时文坛的格局说,这是明代文人基于现实处境的应对之方,且伴随潮流变化而同步更张。就讨论诗文创作的模式论,或如七子派那般,对学习何种对象以及如何学习有具体明确的种种规定,或如公安派那般,仅有一些根本性的理念,且强调自我和自主。前者于方便后学的同时也极易滋生流弊,后者虽因通脱灵活广受好评,但也容易遭致“轻薄”“矜诞”等缺失。彼此各有利弊,如何解决这对矛盾成为历代文人的难题,个中关键或在于厘清歧异的表述方式及其带来的必然效果。

中晚明“山人侠”略论

山人是明代兴起的特殊社会群体,山人之任侠则使中国古代侠史上涌现出新型的一个类别即"山人侠"。侠是明代山人文化的核心和明代山人的精神内涵。山人以侠的方式和气质塑造自我,参与现实,影响社会,实现了其存在价值。对山人尚侠之风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明代底层文人成为山人后的生活走向,也使我们能进一步探索山人的核心价值。侠的叙写和侠气的抒发,成为山人文学创作的动机与主要内容,给明代文学带来了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山人在塑造自己侠的形象同时,也完成了他们作为一种文学形象、文学题材的构建。

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之辩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理解与诠释,可以反映朱子学与阳明学这理学传统两大典范的基本差异。但中晚明阳明学“格物”观念的发展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由中晚明不同阳明学者的格物之辩可见,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观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以聂双江、王宗沐、王艮以及刘蕺山等人为代表,将“格物”完全收缩到自我意识的领域,不免取消了“格物”这一经典用语本身所具有的面对客观事物的致思方向。另一种以王龙溪、周海门、欧阳南野、王塘南等人为代表,通过将“物”理解为意向性中的对象或者作为各种实际生活行为的“事”,使“格物”工夫不再是一种单纯自我意识的孤立活动,而是展开于自我与外界事物的关系结构与互动过程。在后者看来,如果说朱子学的“格物”“忘内求外”而不免“逐物”的话,前者则又“务内遗外”而不免“绝物”。作为一种既不“逐物”又不“绝物”的“合内外”工夫,后者其实是阳明晚年成熟“格物”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反映了阳明学在与朱子学互动过程中由反对到吸收的动向。并且,这一动向在中晚明一些朱子学者的“格物”观处也有鲜明的体现。

梁辰鱼与中晚明曲家交往述略

《浣纱记》的作者梁辰鱼是昆曲发展史、散曲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他与中晚明时期一大批著名的戏曲作家、散曲作家、曲论家均有过交往,如李开先、张凤翼、高濂、沈仕、金銮、王稚登、徐渭、王世贞、潘之恒等;这些人或与其交厚,或对其生平、思想、创作有过影响,亦有受梁氏影响颇深者。探讨他们交往的相关情况及相互影响,不但有助于研究梁辰鱼的生平、思想和创作,亦有助于判断梁氏在当时及后世曲坛上的地位。

煮水品茗与中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后期,茶文化勃兴,备受士人及社会的青睐,在士人社会交往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频度的社会背景下,煮水品茗成为士人社会交往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以茶会友,甚至以茶交友,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而茶馆的兴盛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士人社会交往的频繁程度。在士人和社会对茶与茶人的赞美和推崇的表象下,实际上暗示着明中后期士人乐于交游、广辟游道的社会现实。

论王艮的几个哲学命题对中晚明文学思潮的影响

泰州学派对中晚明文学思潮的影响,不只是使文学创作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王艮的几个哲学命题直接影响到文学表现对象的下移,文学题材的扩展,直抒胸臆的文学创作方法的滥觞,以及文学由载道功能向娱情功能的嬗变。

中晚明社会对王阳明的造神运动

王阳明与道教的关系,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阳明本人根深蒂固的道教情结,一是理论界和民间社会对他的造神运动。这种造神运动除了阳明的门人后学在雅文化领域所进行的理论塑造外,主要通过绘画、戏剧、民间故事等俗文化的形式来完成的。而神化阳明的直接结果就是使阳明学在被宗教化的同时,也被进一步民间化了。阳明学在晚明社会的广泛普及,正是在这种不断宗教化和民间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其乡村教化功能也在这一进程中得到了提升和强化。

中晚明文化变革的成果——“苏式”艺术形成期的人文生态分析

明代中晚期的苏州,处于一个思想变动激烈的时代,当地文人滋长了强烈的"市隐"心态和"闲雅"之情,这为"苏式"艺术的形成注入了活力;"苏式"艺术包含了文化产品的商品化,使其与流行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此时的苏州各阶层都具有自觉的尚文之风,手工艺人也因此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从而提高了"苏式"艺术的品味。

中晚明湖广郴州文士文学思想及其历史演进——从何孟春到袁子让

茶陵派代表人物之一何孟春强调诗歌的教化传统,主张在气象、风格、用事、句法和取境上学习盛唐和杜甫,直接影响着前后七子;而袁子让重视文章源于心术,力主文章之奇而不失正,是对何孟春某些理论偏颇的匡救。

新世纪以来国内中晚明诗画关系研究述评——以个案型研究为考察范围

中晚明时期是我国古典诗画关系发展较为突出的历史阶段之一。对中晚明诗画关系的研究现状进行考察与反思,是学界进行深入拓展的必要环节。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有关此方面的专题型考察,根据研究目的可划分为"因画及诗""因诗及画""诗画同论"三类。每一类均有不同学者在不同程度上的关注与探讨,展现了新时期国内学者对中晚明诗画关系研究的基本形态。其中折射出的学术效应及研究展望,主要在于:断代研究整体滞后,有待于更多学人的广泛参与;诗画关系研究需具备打破学科局限的"跨学科"意识;研究对象过于集中,存在较大可开拓空间;创作与理论需相结合。

王阳明心学美学对中晚明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

阳明心学美学直接引发了近古文学观念的话语转型,催化了叙事文学的革新。确立了"尚真"、"狂狷"、"去蔽"作为人物形象塑造的审美标准。中晚明文坛,一些受阳明心学美学影响的作家塑造了一系列"殉情者"、"狂狷者"和"良知遮蔽者"等类型的人物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揭示了人性的本质,感应"良知"的召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审美意义。

试论僧尼道姑情爱在中晚明戏曲小说中的文学表现

宗教基本上都具有禁欲倾向。中晚明异端思想涌起,大胆肯定人欲价值和世俗生活的合理性。于是,在戏曲小说中对不危害他人的僧尼道姑的情爱行为予以宽容和同情。作品以僧尼道姑的人性,去揭露宗教禁欲主义的荒谬和愚昧。而淫僧恶尼的肆意淫乐,正是禁欲主义下的变态行为,是宗教禁欲下的情欲迷误。

王畿与中晚明文学思潮

王畿在中晚明文学思潮兴起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王畿在继承了王阳明"良知说"的同时,又在"良知"的本体和"致良知"的功夫上,提出了"以自然为宗"的思想,从而为中晚明文学思潮弘扬主体意识、张扬个性精神和倡导自然人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王畿"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越、江、浙,皆有讲舍,莫不以先生为宗盟"。随着王畿讲学活动时空的拓展,其"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波及唐宋派、公安派诸多流派及个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畿在对阳明心学"多所发明"的同时,"把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展到极端"。

论中晚明士商关系的转变及士对商的人文关怀

在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之下,基本上处于对立状态的传统士商关系呈现出交互融合和双向转化的特征:即士对商的看重及向商的转化;商对士的吸引及向士的靠拢。就话语权而言,士人在其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从现实、艺术及伦理三个层面对商人进行了人文关怀。

王阳明“心学”影响中晚明文论建构的三个维度

王阳明"心学"作为明代中后期的主流社会思潮,构成了中晚明文论发展的重要哲学背景,对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论之建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心学"高度重"人心"的观点使文论家对文学的抒情性给予特别的强调,从而促进了中晚明抒情主义文论思潮的流行。二是阳明"心学""与朱子背驰",具有思想解放之意义,从而启发文论家突破传统思想之约束,大胆提出新的文论观点。三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引发士人对人格价值的尊重,从而影响文论家高度重视通俗文学,并促进了通俗文学理论的发展。

妖言与中晚明社会

明代的妖言分为谋逆类妖言和时政类妖言。中、晚明多事之秋,谋逆类妖言与各种变故纠缠在一起,在其中推波助澜和鼓躁煽动,加重了各种变故的危害。在明代多元化社会形成过程中,时政类妖言获得了很大发展空间,促使对抗庙堂的民间舆论中心的形成。明政府为控制妖言,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由于政府权威和公信力的严重丧失,使得这些举措效果甚微,明代也在各种妖言的聒噪声中走向灭亡。

中晚明王学“以内在证超越”之取径新探——以江右王门王塘南之孟子观为线索

孟子之于中晚明王门,所系甚重。阳明之学,标孟子之良知为宋儒之天理,属“以内在证超越”之理路。阳明后学,虽门派众多,论学缠绕,然凡举孟子,多以此为取径。相较而言,举后者而前者毕矣。后者以江右、浙中为大。以江右思想家王塘南为例。王塘南(1522-1605),名时槐,字子植,号塘南,江西吉安人。于王学风起云涌之际,受教江右,参访浙中,“多方求质”,默会深契,集诸家之大成,启为学之新境,终成王学之“光大”者。其著述颇丰,然多出自晚年,尝以“初未有著述”、“六十三偶出《三益轩会语》”为言。其言甚谦,其举实重。然王塘南所论之孟子,并不始于《三益轩会语》。

换个角度解读中晚明品物之书

明中期以降，收藏之风日渐高涨，最终促成收藏群体的生成与分化。富裕起来的社会大众对原本属于文人的各种物品、活动等兴趣渐浓，收藏也无可避免地成为大众的追逐目标。

才子佳人小说与中晚明言情戏故事模式之渊源关系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应运而生，其内容，“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如荑秋散人编次《玉娇梨》、名教中人编次《好逑传》等，皆属此类。这类小说在故事模式上往往雷同，以致被人讥为“干部一腔、干人一面”（《红楼梦》第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