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与外交:从朝鲜活字本《藏园诗钞》看晚清中朝外交

光绪九年(1883)朝鲜人卞元圭在朝鲜以木活字排印中国士大夫游智开的《藏园诗钞》一卷,并寄回百部给游氏。本次书籍刊印活动并非出于单纯的私人交情,其背后有晚清中朝政治外交背景。此前,游氏多年以来都是中朝官员沟通的中间人,而且一直尽心竭力接待朝鲜使团,更直接帮助朝鲜使团派工匠来华学习军械知识、促进朝美天津谈判举行;使团归国之际,中方还赠予五十余部西方科技书籍;朝鲜国王也曾专门赠予游氏礼物;加之为迎合中国士大夫的“三不朽”情结,便有了此本的刷印回流。卞本具有典型的朝鲜活字本实物特征,校勘水平也较高,与同时期中国本相比,亦属上等水平。《藏园诗钞》保留了大量晚清中朝政治、外交、文学交流的一手材料,可借此一窥晚清朝鲜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以及晚清中朝外交的种种细节,如李鸿章、游智开等为两国关系所做的诸多努力。

明弘治年间中朝礼仪外交——以董越出使朝鲜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与朝鲜之间形成了以儒家礼仪规范为基础的外交关系,明朝以礼仪规范保证自身在朝鲜半岛的主导地位,从而稳定东亚的政治格局。朝鲜对明朝奉行"事大以礼"的外交策略,同样以礼仪来维护双方和平稳定的外交关系,从而使自身的政治利益得到保证。弘治初年,董越出使朝鲜,双方在礼仪基础上展开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明显表现出上述特点。以儒家礼仪规范为基础的外交关系对于稳定明朝在朝鲜半岛的主导地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着鞭”之争:从中日涉朝外交看甲午战前李鸿章因应之误

在甲午战前李鸿章与日本的外交交锋中,日本积极掌握主动权并掌控交涉的议题与进程,而李鸿章处于被动地位。最初,为防日本在朝鲜生事,李鸿章主动与日本交涉,提出中日同时撤兵,而日本予以拖延、敷衍。后来,日本提出朝鲜内政改革方案以扭转因撤兵交涉带来的被动局面,将双方交涉重点由撤兵转向朝鲜内政改革。在模糊自身意图、以外交交涉牵引李鸿章的注意力的过程中,日本不断向朝鲜增兵,并逐步取得在朝鲜的军事优势。之后,日本向中朝宗藩关系发起挑战,至此,李鸿章才明晰日本想要直接掌控朝鲜并上报朝廷备战。然而,日本已经占据了军事优势,态度愈发强硬并最终挑起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