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锦囊,皆为妙计?——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中期小说的“信中信”现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70年前的早中期小说如《穷人》《双重人格》《九封信组成的小说》《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等中,普遍存在“文中信”“文中文”和“信中信”的形式(本文统称为“信中信”现象)。这些在文体上属于书信的内容,叙事的层级等次不一,功能和效果也不尽相同。它们虽然并非都是提供现成答案的“锦囊妙计”,但确实有利于操控叙事进程:有的是为了设置更多的复杂线索、转移叙事的核心,有的则是为了避开焦点、混淆视听、制造冲突,在故意设置的混乱背景中立体展现主人公的心理和思想。作为套叠叙事、亚文本或次亚文本的“信中信”现象,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书信体和类书信体书写,也是其小说创作中一种力求创新突破的叙事策略。

悲悯的博大与苍白——余华中期小说的力量与局限

针对余华中期小说的评论,存在着对思想价值认识不够清晰充分和对其思想局限性的批评扩大化的现象。以文献细读、典型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余华中期小说创作中悲悯的博大和力量、苍白与消极,得到了其中期小说的最大思想价值在于把尊重生命作为人类最高原则的生命哲学,其最大局限在于苦难哲学和人的非主体性的结论。

呼喊与应答——余华早、中期小说面貌的相异性和主体根源的相同性

余华早期小说创作是指包括其1991年发表的《在细雨中呼喊》之前的小说创作,它们以先锋小说为主,共同体现为一种在潮湿、阴郁、空旷、黑暗的世界里呼喊、叩问的面貌;中期主要以1992年发表的《活着》及其后的《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所谓"回归传统"的长篇小说为代表,它们共同体现为一种在温暖、明朗、充沛的人间气息中对苦难人生的安慰与救赎的面貌,是对其早期呼喊、叩问的一种应答。这种文本面貌由呼喊到应答的变化,是与余华这一创作主体与现实关系由紧张、矛盾到放松、和谐的变化紧密相关的。但无论紧张、矛盾还是放松和谐,就其为创作提供了强劲的内驱力来说是一致的。

宗璞中期小说:知识分子主体的回归

纵观宗璞的小说创作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红豆》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初,《知音》之后,作者停笔。这是前期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宗璞进入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即中期阶段,迎来了自己的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高峰。第三个阶段,即后期阶段,也就是1985年开始写作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阶段。本文着重论述宗璞小说创作的中期阶段,在这个阶段,宗璞小说显示出一种冷静、沉郁、反思甚至反讽的主体置入方式。

论路遥小说中的风景修辞(下)

三、自觉与渐变:路遥中期小说中的风景修辞从风景修辞的角度看,1979年至1983年是路遥小说写作的中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他逐渐摆脱了早期写作的盲目状态和幼稚状态,在理解生活、塑造人物和风景修辞方面渐趋自觉和成熟。直到1978年,路遥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风景描写和风景修辞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大约写于1978年后半年的《在新生活面前》(刊发于《甘肃文艺》1979年第1期)等小说中,几乎完全没有风景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