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末年肃顺对清廷中枢决策体制之影响

肃顺是咸丰末年对朝政最具影响力之大臣。咸丰朝时,由于军机大臣不堪重用,肃顺凭借自己过人的才华开始在清代政坛崭露头角,成为咸丰帝倚重之臣。至"祺祥"时期,肃顺达到了权力的巅峰,将军机处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极大地影响了清廷中枢决策体制。

绍兴后期高宗对中枢体制的调整——以汤思退再次“兼权”参政为中心的考察

绍兴后期,秦桧去世,标志着"绍兴和议"以来十余年的秦桧以独相且兼任枢密使控制政局的专制体制开始瓦解,高宗开始"复亲庶政",逐步对以宰辅为核心的中枢机构进行调整。其调整的核心是罢去宰相兼任枢密使的战争时期特殊体制,恢复北宋以来"二府"分立的和平时期常态体制。这种恢复是以签书枢密院事汤思退再次"兼权"参知政事的事件为开始,继而扩展到枢密院的人员编制、"录圣语"制度、"台谏录报"制度和"罢机速房"等方面。它体现着高宗的意志,反映了高宗在秦桧去世后,试图摆脱其在中枢政局中的影响,重新强化皇权,进行拨乱反正的努力。

唐代奏敕体系与中枢体制的“协同”演变——读《文书之力:唐代奏敕研究》有感

1引言唐朝作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横跨之久,政治制度长期处于动态变化中。有关唐代制度运行尤其中晚唐,史学界已有颇具说服力的观点,但《文书之力:唐代奏敕研究》(2023年,商务印书馆)一书不囿成说,以双线交织的视角,梳理了唐代奏敕体系与中枢体制的协同演变,提出中晚唐“双轨制”运行的新见。该书由作者郭桂坤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视野下的唐代王言研究”(20CZS025)的阶段性成果。全书内容共分七章,根据研究思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

辽代管制的中枢体制

有辽一代实行契、汉双轨的北、南面官制度,是辽朝二元政治的突出表现。辽朝宰辅的职衔构成复杂、排序严谨,他们大多身兼北、南枢密院与中书(政事)省长官,决策与行政合一。这种中枢体制可称之为“中书枢密院体制”,是对晚唐五代以来中枢官制发展的继承与创新。辽代中后期的中枢辅政机制是皇帝与以北、南院枢密使兼中书(政事)令为首的宰辅群体共同“参决大政”,表现出“超越北南”的特征。

漢代“使主某”及相關問題新探

漢代文獻見有“使主客”“使主兵”“使主艸(計)”等名號,這類名號(本文統稱“使主某”)是由郎官、大夫、御史等官員承擔的差遣之職。“使主客”在政務運行中一度構成皇帝與御史的中間環節,其出現是西漢中後期内廷政治活躍的反映。西漢末年的“監御史使主某”則相對外化,其職能與此前的近臣“使主客”不同。就性質而言,“使主某”與漢代的“使護”“使掌”“給事”“守某官”等名號相似,其制度化程度高於臨時使者與“行某官事”,但低於侍中、散騎等“加官”。“使主/護/掌”這類名號與後世的使職存在一定相似性。

宋代中枢体制中的宰属——以中书检正官为起点

熙宁年间,北宋朝廷拟增设中书门下属官以解决中书之务不清之弊。所谓“宰属”,是指历史上的中枢机构属官。王安石提出宰属应是有权分工处理政务,能接受宰相咨询、顾问的中层官员。而神宗等人坚持防范宰属假借中枢权力,主张宰属职能应为监督吏员与管理机构运作。王安石主政时,中书检正官实现了他对宰属的设想,扩张了中书门下的权力。神宗亲自掌握政局后,将检正官的职能调整为监督机构运行。元丰改制中,三省属官的职能设计贯彻了神宗的意志。至南宋,为迅速应对军事和财政压力,以检正、都司为宰属的情况又回到加强中枢机构能力的思路。宰属成为宋人习用的概念,中枢中层官员也稳定存在于中枢机构中,影响着中枢权力的形态。

“超越北南”:从中枢体制看辽代官制的特性

辽朝宰辅的职衔构成复杂、排序严谨,他们大多身兼北、南枢密院与中书(政事)省长官,决策与行政合一。这种中枢体制可称之为“中书枢密院体制”,是对晚唐五代以来中枢官制发展的继承与创新。辽代中后期的中枢辅政机制是皇帝与以北、南院枢密使兼中书(政事)令为首的宰辅群体共同“参决大政”,表现出“超越北南”的特征。辽朝在效仿中原官僚制度基础上,融入了契丹部族制度因素,进行了“因俗而治”的创新性改造和调适,形成了以中原政治文化的制度框架和运作模式为底色的北、南面官制度,为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制度例证。

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

唐代中后期的中书门下体制历经晚唐、五代的演变,至宋代前期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其中五代是体制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正是在五代后唐时期,始于唐代中期的枢密院一职,从原先的掌文书通进发展成为最高军政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形成“二府”。此后历晋、汉、周、宋,经过不断的调整发展,二府体制逐渐严密完备。枢密院地位的这一变化并非完全是唐代枢密院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更多的与后唐封内的中门使一职有关。

奕譞与晚清政局

醇亲王奕譞是晚清政坛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与近代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在辛酉政变中,奕譞初显锋芒,助慈禧确立了以皇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执掌枢府为主体的二元决策体制;而后又在甲申政潮中与慈禧同声同气,合力挤走恭亲王奕,这不仅推动了慈禧一人专权局面的最终形成,而且自己也藉此执掌枢垣,登上人生权力顶峰。此外,奕譞主政时期的种种作为,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后来清朝政局的发展。

奕譞与甲申政潮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的甲申朝局大变革,使得辛酉政变后确立的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讠斤执掌枢府为主体的二元决策体制,终为慈禧个人专断独裁的决策体制所替代。在此一过程中,醇亲王奕譞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奕譞之所以能代恭王而实掌枢垣并于以慈禧为首的新中枢决策体制中占据一席之地,对光绪初年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此外,对于慈禧专权体制下的奕譞主政,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除了要认识到其不足与缺憾,也要充分肯定其功绩和成果。

从中枢体制视角再反思唐代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是唐史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去的研究多从权力斗争如南衙北司之争等角度分析,成果不少,却不够深入。这场政变与唐后期中枢体制的演变有密切关系,相关的人物和事件或多或少受到文宗朝政治制度的规限约束,反映出当时中枢体制内部固有的权责矛盾以及权力运作过程中的角色冲突,是中晚唐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体现。

重返学术史脉络的审视——评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

袁刚博士论文《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20世纪90年代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首次明确否定三省制度与唐王朝相始终的观点,提出了唐后期“翰林学士、枢密使、中书门下”的“新三头”中枢体制。该书立意宏远,宏观与微观视角结合得当,史论剪裁娴熟,尽管在一些环节缺乏少量实证性研究,但仍较深刻地绘勒出了中晚唐中枢政治的运行面貌,启发了后续研究,是学术史上一部不可忽视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