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在中美欧互动中的多重角色与中欧关系

作为当今世界上一支战略性力量,欧盟近年来提出并坚持“战略自主”,主动参与国际事务与大国关系博弈的意识不断增强。欧盟参与中美战略博弈,使得中美欧三边互动成为当前新一轮大国关系分化重组过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中美欧关系是一个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动态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非对称性等特点。当前中美欧互动正处于一个激烈的碰撞期,美国是主要推手,中美博弈是主要矛盾,欧盟扮演多重角色并发挥着独特且微妙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美博弈进程及三边关系的走向。欧盟的角色具有三重性,即利益攸关方与权力平衡者、非正式盟友和矛盾的伙伴。这些不同角色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欧盟在中美欧关系中的独特身份与利益取向。中美欧互动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称三角博弈模式,由于欧美间相互关系要比对华关系紧密得多,这就使得欧美共同应对中国成为三边关系的趋势性特征之一。但与此同时,欧盟寻求战略自主以及中欧关系具有的强大韧性,为中国运筹中美欧关系提供了外交空间。面对动荡调整的中美欧关系所带来的挑战,中国应加大对欧外交力度,综合施策以确保中欧关系的合作性大于竞争性,推动中美欧关系朝着相对平衡方向发展,同时重视并探索建立中美欧三边互动机制的可能性,以最大限度降低美欧联手应对中国的风险。

中美俄欧在欧亚地区的差异化竞合及其影响

目前中美俄及欧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地区和全球两个层次展开,并在不同地区呈现差别。这种差异化竞合对整个国际格局构成联动性影响。从区位、距离和杠杆等三个要素考察,欧亚地区对中美俄欧四方具有差别化价值,俄罗斯最为重视欧亚地区。地区价值的不同,导致四方在战略目标、发展思路、次地区重点、路径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中俄秉持整体性思路,欧盟结合整体与部分,美国则有意推动地区分割。俄罗斯普遍投入,中国更重视中亚,美欧加强在东欧的竞争。在发展地区机制的同时,俄罗斯偏好军事手段,中国借助经济优势,美国专注重点国家,欧盟擅长规范领域。四方的差异化竞合对欧亚地区秩序造成多重影响,持续改变地区权力结构,强化地区制度竞争,加剧地区分化和碎片化,也扩展了外部合作空间。中国仍应以保持地区稳定作为核心目标,使欧亚地区秩序朝着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中美俄日欧五大战略力量中的三组三边关系

在美苏两极格局崩溃后向多极格局演变和过渡的历史进程中,中美俄日欧(盟)已成为活跃和竞争于世界舞台的五大战略力量.它们不仅各自具备了成为未来多极格局中独立一极的相当实力或潜力,而且业已在当今国际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重要领域占据了各具特色的重要地位,扮演着各不相同的重要角色,发挥着不同程度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令世界瞩目.因此,中美俄日欧之间关系的调整变化和分化组合是影响当前及至未来国际形势的演变和走向以及重大国际问题能否解决的关键因素.从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俄日欧关系的演变轨迹来看,现已基本形成了中美俄、中美欧、中美日三组与中国直接关联的十分重要的三边关系.它们既有独立性和互联性,又有互动性和互制性,并不同程度地对中美俄日欧总体关系产生重大影响."9·11事件"亦对这三组三边关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并导致了其内部关系不同程度的重要调整和显著变化,因而值得研究与探讨.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前景

美欧对华政策协调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需要。现阶段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突出体现为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但双方应对方式方法的差异、发展对华关系的利益矛盾使得政策协调存在诸多障碍,中国积极有为的外交实践也对美欧跨大西洋涉华政策具有反塑作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达成是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一个风向标,反映了美欧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努力以及中欧之间寻求接触、合作和推行多边主义的诉求。美国仍会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后续批准施加多方面影响,协定能否顺利落地执行仍取决于欧盟协调成员国的能力、中欧战略互信、欧洲战略自主程度等,但中欧寻求合作共赢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欧盟对华科技与经贸政策的特点分析与应对建议

中国崛起、中美博弈、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重大事件加速了欧盟对中国的防范进程,欧盟对华政策的保护主义正逐渐抬头。近年来,欧盟密集出台《芯片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外国补贴法案》等多个政策,不断强调对华“去风险”。欧盟对华政策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新格局的重要因素。通过全面梳理欧盟对华科技与经贸政策取向,分析其战略布局和政策工具的特点,得出结论,对华科技与经贸政策具有“三分定位、三角网络、三重壁垒”等特征,从而限制中国企业活动,影响中国技术发展。对此,中国应深化中欧科技合作,优化投资环境,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并加快形成开放创新生态,以缓解压力并推动双方互利共赢。

欧盟对华政策三大新变化及中欧关系发展趋势

自2016年以来欧盟内部就调整对华政策的必要性逐渐达成共识,2019年欧盟出台题为《欧盟—中国:战略展望》的政策文件,标志着欧盟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化。欧盟对华新政策强调中欧在经济和制度等方面的竞争性。具体表现在:欧盟对中国的定位由单一性转变为多面性,即中国既是欧盟的合作伙伴,又是经济技术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设立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制度以及酝酿出台针对外国政府补贴的反补贴法等;努力使欧盟成员国与中国打交道时采取步调一致的“全欧盟”方式。近年来随着中欧实力对比变化,欧盟认为中国崛起给欧洲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平衡已被打破,而这正是推动欧盟调整其对华政策的重要考虑。同时,欧盟对华政策酝酿变化正好与中美关系全面紧张同步发生,欧盟对华政策的调整无疑受到了美国因素的影响。随着欧盟调整对华政策,未来中欧关系的竞争面将增大,拜登上台后欧美协调增大也将对中欧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但中欧之间仍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欧盟不会完全追随美国对华政策。

欧盟应对中美博弈的策略选择与美欧对华政策协调

中美欧是特殊的三边关系。在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欧洲是影响中美博弈和中美欧三边关系走向的关键变量。欧盟将中美竞争视为难以回避的重大挑战,并基于战略自主采取“不选边”的策略,同时谋求在中、美间发挥调节作用,以期降低风险并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但欧盟对待中、美并非不偏不倚,其调节作用更多体现在与美国共同加强对华政策协调,这正是三边关系的特殊性。经过数年的磨合,美欧对华政策协调与合作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大致可概括为经贸与科技竞争、对投资与出口管制及设限、军事威慑与防范、人权施压与对抗、围绕“一带一路”进行地缘战略协调。拜登执政后美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加上双方共同的短期利益等因素,使得美欧对华协调联动的可能性上升。今后美欧联手应对中国的战略会更加清晰,双方在诸多领域的对华协调联动将会进一步增强。然而,美欧结构性矛盾以及涉华利益不对称将使双方的合作具有局限性。归根结底,欧盟在中美博弈中采取平衡策略的根本目的是避免使自己“选边站队”。此外,对欧盟而言,美欧协调主要是手段而非目的,并不意味着双方要建立“反华联盟”。

美欧之间的东亚对话与对华政策协调

美欧之间的东亚对话主要针对中国崛起相关话题。21世纪初该对话的启动标志着以应对中国崛起为核心的美欧东亚战略与对华政策协调被正式纳入跨大西洋议程之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东亚对话趋于深化,议题范围扩大且讨论日益深入,就安全、经贸等领域的协调机制和协调内容提出了更具针对性、更富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欧东亚战略与对华政策协调。然而,美欧对话也存在矛盾和分歧,对华战略的差异和在东亚的利益分歧限制了双方互动的深度。

欧盟强化对华经贸防御工具的动因、举措、影响及中国应对

欧盟正在强化对华经贸防御机制,表明其对中国越来越防范并且在切实采取措施加大对华施压。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欧盟意图维护欧洲主权并确保在对华关系上拥有独立决策权;德法将提防制衡中国的理念附加在欧盟对华战略上;以及欧盟在产业政策上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当前欧盟正在构建的是一个涵盖投资监管、出口管制、公司治理、外国补贴审查以及反制裁胁迫的全方位对华经贸防御工具箱,这将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强化欧洲对中国“竞争对手”的定位而更加防范中资企业;还可能导致欧美对华政策趋同进而采用统一监管机制。但欧盟也面临多重制约,盲目使用对华经贸防御工具反而可能会损害自身利益。中国应提前准备,通过切实可行的反制措施给欧盟以警告。同时,应深化中欧双边合作来阻止欧美对华经贸政策一致化的倾向。

中美俄欧战略互动中的自主与协作——兼论防止阵营对抗的路径

中美俄欧四方关系的发展对百年大变局构成重要影响。美国构建阵营与中国竞争,美欧因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严重对立,中俄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大国的阵营对抗趋势不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防止阵营对抗需要在把握四方互动逻辑的基础上寻找有效路径。本文搭建起一个统合性框架,将自主与协作两个维度纳入其中。依据自主性高低和协作性强弱的差别,这一框架将大国划分为独立有援、独立无援、从属有援和从属无援四种状态类型。最有利的状态是独立有援,大国保持高自主的同时,与外部开展强协作。任何一个维度的下降或缺失,都可能促使大国调整政策。存在能力短板的欧盟,需要继续提升全面自主,也将发展对外协作。美国不仅继续增强自身竞争力,也重回协作,密切盟友关系。自主是中俄战略协作的敏感源,但减少脆弱性和敏感性的方式仍然是相互尊重对方的自主性,增强自主对协作的积极效果。自主与协作是中美俄欧战略互动的核心逻辑,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阵营对抗将损害自主并僵化协作。珍视自主,开展多元开放的协作,将有助于防止阵营对抗。

欧盟全球治理观的实用主义转型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受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和自身内外交困等现实因素影响,欧盟全球治理观呈明显的实用主义转型态势,具体表现为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为IMF份额改革做出让步、在TTIP和区域安全等领域与美国保持协调等。欧盟全球治理观的实用主义转型并不意味着对其传统规范导向的全然摒弃。很大程度上,在实用主义与规范导向之间的实用主义选择,成为欧盟全球治理观转型的另一重要特征:在其有利于欧盟利益时,规范导向可能再度成为主导性理念;反之,实用主义全球治理观可能占据主导。作为当今世界主要的实力中心,在防范全球经济风险、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中美欧三方需要逐步摒弃分歧、增加对话、加强合作,共同塑造未来世界的格局。

拜登任内美欧同盟协调的演进及其对华影响

拜登任内的美欧同盟关系得到一定程度修复,双方在政策协调上取得部分成果,呈现一系列新特征。一方面,拜登政府采取应对乌克兰危机和实施大国竞争的“双线并举”政策,希望将欧洲纳入制衡中俄的战略轨道。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洲在各领域遭受严重冲击,对美国依赖加深,美国也将部分精力和资源转向欧洲,欧洲对美国的政策影响力亦有所上升。美欧协调的状态和效果受到同盟管理方式、实力对比变化以及同盟内部因素的塑造。美欧试图将地区危机渲染为与中俄的阵营式对抗,美欧同盟协调也将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导致中国在经贸、安全和意识形态等领域面临更大挑战。同时,美欧对俄和对华问题的战略考量不同,其涉华政策协调依然有其局限性。面对美欧同盟协调演进的新动向,中国应保持警惕并积极运筹中美欧关系,构建和塑造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

欧美安全关系的强化及其局限

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欧美对安全环境的研判呈现出三层变化,即将西方秩序的走弱视为国际安全秩序退化、将地缘政治和战略竞争作为首要的确定性考量、强调混合威胁等战场形态变化。这种新的认知推动欧美安全关系进入阶段性强化过程,其议题、议程、协调机制网络等明显扩展,且针对俄中初步形成两线威慑战略结构。欧美安全关系的这一变化加剧了国际安全结构的阵营化,对国际安全形势造成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不过,欧美安全关系的强化过程同时伴随着内部结构的不平衡发展,从中长期来看对其可持续性和演进方向形成制约。

技术地缘政治驱动的欧盟“开放性战略自主”科技政策

目前,欧盟的科技政策从“开放世界”转向“开放性战略自主”。这种政策基于技术地缘政治的权力和竞争逻辑,在认知上,以战略化、安全化和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待国际科技环境,将欧盟定位为国际科技竞争的参与者;在政策设计上,将“开放”作为欧洲反向塑造国际技术生态的基础条件,将对美和对华科技“自主”作为直接目标;在具体实践中,遵循地缘政治内外权力平衡策略,对内发展关键战略性技术,对外强化科技治理和科技规约体系,相互配合为欧洲技术生态体系确立技术地缘空间和优势。这种技术地缘逻辑驱动的科技政策规定了欧盟的国际科技竞争指向,在底层逻辑上与中国直接关联,在政策实践上具有特别的对华竞争指向,并在中美欧同步竞争下形成欧美对华科技政策协调。中欧应在既有合作基础上,创造更加合理有序的国际科技环境。

大国竞争时代的美欧对华政策协调

拜登任期内美欧加大对华政策协调力度,以经贸和技术领域为重点,强化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协作,并将意识形态纳入其中,尤其将人权和价值观与其他议题捆绑,全方位推行遏华战略。同时,美欧在对华认知、关系定位、政策选择和实施等方面有明显差异,“美国优先”原则与乌克兰危机及巴以冲突使美欧面临一些分歧和矛盾。美欧对华政策协调在拜登政府时期呈现机制化、全面化、阵营扩大化的特点,未来走向仍具有不确定性。从中美欧三边关系来看,中欧关系总体平稳发展,有利于中美欧三边关系平衡与稳定,但同时需警惕欧盟保护主义抬头给中欧关系发展带来挑战。

拜登任内美欧同盟关系走向及其战略影响

当前美欧关系正处于转折点,百年变局以及美欧政策调整冲击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美欧在世界观、战略观以及对华观上的分歧成为塑造同盟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拜登执政后,美欧同盟关系的氛围将改善,美国对欧将实施有别于特朗普和奥巴马时期的"新大西洋主义"政策,但美欧关系的恢复仍有局限性,在经贸、科技、安全等具体领域的长期结构性矛盾或者方向性分歧将影响美欧重新走近的程度。展望未来,美欧关系的新变化、新动向将对中美欧三边关系、国际多边合作以及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美欧对RCEP的地缘经济认知及其政策调整

从谈判到签署,RCEP背后不仅蕴含成员国之间的地缘经济博弈,更牵涉到美国、欧盟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政经利益。美国将RCEP视为对其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威胁,为此可能调整亚太政策,加强高新技术发展,通过共同价值观联合盟友,巩固其霸权地位。欧盟将RCEP视为全球经济权力结构改变的象征和RCEP成员国支持多边主义的信号,未来在与中国保持经贸合作的同时可能开展制度竞争,与美国谨慎联合,大力提升内部产业及技术标准,实现所谓的"开放性战略自主"。为推动RCEP顺利落实,中国应洞悉美欧的利益关切和政策调整方向,通过价值链调整与国际制度合作引导建立中美竞争性合作关系,推进与欧洲合作,从而在中美欧战略三角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

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历史经验以及对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曾经采取过严厉措施遏制流行病的一些欧洲国家和中国抗击流行病的历史经验,从历史视角和中国作为发展型国家的现状入手,论述在新冠病毒危机背景下中国国家的作用和功能,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方向。文章指出,大流行病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仍无法确定,它所产生的后果是全球必须共同应对的挑战,各国要强化人类构成一个具有普遍利益的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西方国家的困境与中华文化的发展

近年来欧美国家暴露了自由选举制度的缺失,民粹主义盛行,对现存的制度与价值造成极大的危害。与西方乱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陆体现出制度优势,稳定发展。但贸易摩擦对中国造成影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虽然如此,当前正是两岸共同发扬中华文化开放包容之优异性的有利时机,这不但可以给西方国家提供一些有利的参考,更可对于两岸的和谐与发展做出些许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