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中止形态探析

共同犯罪与犯罪中止是犯罪构成结构和犯罪过程中的特殊形态,二者并存时就产生了所谓的"共同犯罪的中止"问题。我国目前的犯罪中止理论是就单人犯罪而言的,实践中关于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往往引发颇多争议。文章通过借鉴和吸收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和折衷主义等国外共同犯罪中止理论的优点,得出相关结论。

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相关问题研究

理论上的复杂性与实践中的模糊性,使得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的研究成为刑法学领域的“绝望之章”。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表明,“教唆犯罪的中止形态”是关于教唆犯罪过程中因行为人自动中止其犯罪行为而导致的犯罪停止形态的最为科学、准确的表述;从狭义的共犯独立性说的立场出发,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的成立标准应当为教唆者在教唆过程中的主动中止行为,被教唆者的行为形态与此并无必然联系;对于目前尚未引起理论界重视的“中止的教唆”与“教唆的中止”,有必要进一步予以明晰。

论共同犯罪的中止形态

共同犯罪与单独犯罪在其犯罪中止方面,在司法实践中有其不同之处,单独犯罪中止比较容易界定,而共同犯罪中止因为是团体性质的犯罪,具有天然的复杂性,一个人中止犯罪并不能阻止共同犯罪中的其他人也放弃犯罪,所以这种犯罪中止比较复杂。我国刑法吸收了整体中止论的法律上的规定,没有把单独犯罪与共同犯罪的中止区别对待,这样不利于鼓励共同犯罪中的个别犯罪人积极主动的放弃犯罪,并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所以,应正确区分单独犯罪与共同犯罪的中止形态。

法出自然:危险犯中止形态的价值回归

对于危险犯,通说的观点否认了危险状态出现后自动而有效地防止实际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成立犯罪中止。但是,根据相关理论以及结合刑法典的有关规定,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不仅符合犯罪中止的条件,而且也是刑法谦抑性的必然要求。

共同犯罪中止形态分类解析

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中止形态没有专门的规定,在认定共同犯罪成立中止时,一般援引单独犯罪中止的标准。由于共同犯罪具有其特殊性,若严格执行单独犯罪中止的标准,坚持"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则,势必对部分共同犯罪人成立中止提出过高要求,不利于鼓励其中止犯罪,也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为此,本文分类解析共同犯罪的中止形态,试图为在司法实践中对认定共同犯罪的中止提供参考意见。

贷款诈骗罪的中止形态研究

犯罪中止作为故意犯罪过程中的一种未完成形态,是刑法总论部分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问题。犯罪中止的产生是近代刑法科学发展的产物,是在犯罪未遂制度出现后逐步产并发展完善的。在现代刑事立法中,犯罪中止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设立的刑事制度。本文拟从贷款诈骗罪的框架下对犯罪中止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我国犯罪中止制度的逐步完善与发展。

有组织犯罪中止形态认定初探

有组织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一种最高形态的犯罪，严重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威胁到人类的自由与安全，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而有组织犯罪中止形态的认定对于犯罪嫌疑人罪轻与否的裁定至关重要，区分首要分子、一般参加者、从犯、胁从犯不同的中止形态的认定标准对于正确认定有组织犯罪分子中止形态是十分重要的。

浅论共同犯罪中的中止形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导致了犯罪形式多元化.关于共犯和共犯的形态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是热门话题,但关于共犯的犯罪中止形式,在国内外尚无统一的标准,在实践中也引起了许多争议,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根据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将共犯中止与共犯作为两种主要的补充,将两者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些法律上的难题,比如,怎样准确地确定共犯中止,是司法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论教唆犯未完成形态的认定

基于教唆犯性质的二重性说,教唆犯的着手不以被教唆者的着手为转移,只要教唆犯开始以言词或者其他方法进行教唆,就应视为教唆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教唆犯的预备犯一般情况下不宜认定为犯罪;教唆犯存在未遂形态,但要严格区别未遂教唆与独立教唆犯,正确理解刑法第29条第2款并在立法上加以修改完善;教唆犯的中止的成立不仅要自动放弃本人的教唆行为,还必须以有效制止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