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人性学说并非是“中民之性”

董仲舒的人性论一直众说纷纭,近年来又有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中民之性的新说提出。但董仲舒的人性论并不存在所谓人之性与民之性的两类文字的区分,更没有以人之性即为圣人之性的观念,新说关于中民之性的论述,也难以成立,究其原因在于新说不了解董仲舒的人性论处于儒学人性论"性同一说"向"性品级说"转变的逻辑关节点。

试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层次

董仲舒是中国哲学史上继荀子之后第二个写有人性论专著的思想家,有《深察名号》、《实性》两篇人性论专题论文传世,还有不少人性论言论散见于其他文章中.他批判地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孟、荀等人在人性论方面的理论成果并加以新的发展,为汉唐的人性论奠定了基本框架.因此,董仲舒无疑在人性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从古到今,人们对董仲舒的人性论的认识和评价却很不一致.从归属上说,有说他近孟的,有说他近荀的,还有说他近告子的;有人说他是性三品论者,有人则说他绝不是性三品论者.至于评价,有的说他做出了杰出贡献,有的则说他实际上是倒退了;有的说他有辩证眼光,有的则说他走向了形而上学.如果能够循着董仲舒人性论自身的线索,揭示其内在逻辑层次,抓住其论述的重点和核心,这些分歧和疑难,也许可以得到恰当的解释和解决.本文不敢说能完全做到这些,但力求尝试着这样做.

解析董仲舒的人性说

西汉中期董仲舒传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人性思想,试图调和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融合阴阳思想,将人性纳入到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之中,提出了"天人相副"、"性善情恶"的命题和初具雏形的"性三品"说,并由此推出了与之配套的王道教化主张。董仲舒的人性说使得儒家对于人自身本质的认识得以深化,而且他提出的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为"性三品"说的提出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性未善”:董仲舒教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人性未善,待教而为善,这是董仲舒思考教化何以可能的逻辑起点。在他看来,"未善"的人性是个"质朴的东西",它包含着潜在的"善质"和"恶质"。教化在潜在的"善质"和"恶质"向现实之善恶的转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一方面使潜在的善质转变为现实之善,另一方面抑制潜在的恶质转变为现实之恶。而这个"未善"的人性对应的是广大的"中民之性",教化好这一部分人,对于大一统王朝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论析与评价董仲舒的人性论

人性论在儒家思想或中国哲学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思想丰富,从孔子到子思虽未明言性善,但有性善论的倾向,到了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董仲舒的人性论继先秦儒家人性论之后,开汉代儒学的人性论之先,他提出性三品说、以中民论性说和性善情恶说。董仲舒的人性论对后世的人性论思想产生了重要的、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性三品”说在由汉至唐乃至宋初的人性论史上占有主流地位。在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人性论之间,董仲舒的人性论是儒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古代人学的特点:从对立中把握自身

二重化是人类生活的必然现象和重要特点,也是人认识自身、完善自身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只有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在自身之外设立一个与自身相对立的参照物,才能对自身有比较真切的认识。尽管中国古代人学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领域,可以多层面、多角度地去把握它的特点,但是,把人二重化却是它的诸种特点中颇为重要的一种。

董仲舒人性论思想之我见

董仲舒的人性论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并且在儒家人性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因此,探讨董仲舒的人性论思想,对研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和研究儒家人性理论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代儒家人性理论之集大成——董仲舒人性论思想探析

“身两有贪仁之性”是董仲舒人性论思想的基本内容,他为论证这个人性内容中先天差别性的命题和“性三品”说这个人性形式上先天差别性的思想,融台了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争,把孟子的“善性”降低为“善质”,并在其中掺杂了“恶”的内容,这就减少了人性论中的先验成份.在理论上有其进步意义。

董仲舒“王道教化论”理路透析

董仲舒以"德主刑辅"的王道教化观和"中民之性"的人性论为理论依据,在对儒家孔孟荀的教化理论和汉初陆贾、贾谊等人重教化轻刑罚的教化思想进行吸纳发挥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王道教化思想。董仲舒的王道教化论重视仁德之施行和封建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强调王道必须以教化为大务。这一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对于我们今天以德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论董仲舒的经济思想

董仲舒,西汉初中期之间人。约生于汉文帝元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一七九年到公元前一○四年。武帝初年,因对策第一,曾擢为江都相,后来又做过太中大夫和胶西相;是中国封建社会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儒家学说,使之成为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特别是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春秋》一书的研究,撰有《春秋繁露》。

援天道以证人事:董仲舒法律思想与先秦儒家之比较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此说主旨是强调在孤立状态下,系统整体的性质及构成系统的各要素的不可简单归结性。以此为戒,研究董仲舒的法律思想,亦当立足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大背景,放眼董仲舒思想的整体为言发论。一、董仲舒的天道观与先秦儒家相比,董仲舒天道观的一大发展就是将天神化,并引入阴阳五行学说阐述天道,在"天"

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儒家学派在汉代的著名代表。在汉武帝举行贤良策问时,他上奏“天人三策”,提出了巩固封建制度和维护封建秩序的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系。 “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德主刑辅”是儒家的传统立场,“德治”是儒学的要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学说也在不断发展,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主张也有所不同。

我国古代德智思想概观

一、德、智含义的演变古代的德与智最初都具有多种含义。德,由卜辞“值”演变而来,最初的基本含义有三种。(一)通“得”,适度占有的意思。如:“德,得也,得事宜也。”(《释名释言语》)在殷代,人们普遍认为心直者方能有所得,故把德写成“惪”。“惪,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说文》)魏晋时期玄学代表人物王弼说得最明白:“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老子注》)(二)指“物性”,即物的“德性”,与“天道”相对应。古人有种看法。

董仲舒的道德教育思想述评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至104年)是西汉时期最有影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文景之治”和“武帝之雄才大略”的封建汉王朝极盛时代。但是,在经济发达、政治统一的背后,也蕴藏着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汉武帝面临北击匈奴、内削诸侯王权、打击工商豪强、镇压农民起义的政治局面,急切需要一种能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为自己服务。董仲舒的道德教育思想和他的其他思想主张,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并为汉武帝重用。

论韩愈的德育思想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孟县西）人,他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极有影响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倡导者,又是古文运动的公认领袖。他在思想与文学上的成就和影响,受到了后世很高的评价。苏轼称之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

评董仲舒的认识论

董仲舒为了替“君权神授”制造“理论”依据,以适应巩固封建大一统的需要,他从唯心主义本位论出发,颠倒天人关系,炮制了“天人感应”论,(在《黄石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上,刊登鄙人的一篇拙作,对该论作了批判)

正名·时间·人性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层次及理论困境

董仲舒的人性论可以从六个层面理解:"性"为人天生具有的属性;"善"乃人与人的对比,而非人与禽兽的对比;"中民之性"善恶两种潜质并存;趋善潜质只有依靠外部教化才能转化为现实之善;以"中民之性"为"性";建立人性论的目的在于推行"王教"。董仲舒把圣人之善性的最终来源归之于上天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荀子的理论缺陷,但从事实角度讲,这一说法颇有问题。为了解决荀子和董仲舒的理论困境,有必要结合人的个体成长历程及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这两个时间概念探讨人性。从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考察,人类乃是自成其善。从个体的成长历程考察,初生之人,天生具有的趋恶潜质大于趋善潜质,故必须首先接受来自社会的规训,逐渐养成自我反思、自我砥砺社会伦理之善的能力;初步具有这些基本能力后的渐长之人又必须加强自我反思,实现自我向善。

怎样看董仲舒的人性论

董仲舒的人性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董仲舒《春秋繁露·实性》中曾说:'圣人之性不可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