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毓英与中法战争后的云南边防建设

中法战争结束后,中、越、缅三国边界日渐分明,为捍卫疆土不为英法帝国主义所侵,作为云贵总督的岑毓英积极采取措施加强边防建设。他在中法滇越谈判中据理力争收疆土,为我方抢占有利战略地形,沿边驻防稳定边疆,汰弱留强练精兵,提高滇军的战斗力;他积极筹建电报以通信息,添设机构强化管理,完善边防设施提升防御的有效性;他在重视防务建设的同时,积极地缉拿匪徒靖边境,安抚少数民族得民心,这些措施为巩固云南边防提供有力的保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台湾善后述论

台湾保卫战是中法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结束后 ,清政府对台湾在维护东南海疆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 ,并着手在台湾地区实施了一系列善后措施。中法战争后的清政府台湾善后工作主要可以分为外交善后、防务善后以及内政善后。其中 ,外交善后虽无明确措辞 ,但相对独立且结束较早 ,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防务善后与内政善后 ,随着台湾的建省而被纳入台湾的建设事业当中。台湾善后具有明显的近代化的努力 。

中法战争后边疆安全与龙州伏波信仰的互动——广西伏波信仰研究系列之二

以龙州县城东伏波庙为例,探析了在中法战争结束以后,广西边疆安全与伏波信仰的互动模式:即当广西出现边疆危机时,伏波信仰在中央对地方秩序重建中的作用是以守边为主;而当边疆危机消失后,伏波信仰对地方秩序重建中的表现形式则以敬神为主。

从东亚朝贡秩序到近代国际秩序的转变——中法战争后之中越关系透视

19世纪末爆发的中法战争,使得越南继琉球之后,成为第二个正式与中国断绝宗藩关系的重要朝贡国。它预示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关系,开始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性国际关系向资本主义列强主导下的全球性的近代国际关系转变。在此影响下,中越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交往模式,一种新型的中越关系自此开始。

中法战争后云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中法战争后,西南门户的洞开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进程。伴随着西方文化的渗入,尤其是近代医院、学校的开办,客观上促进了云南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法国的文学艺术、生活方式也深深地影响着云南人。大量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西方科技的引入,在云南树立了一种不落人后的“先进”省份的形象。

中法战争后左宗棠关于局势的看法

中法战争是晚清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尽管最后是不败而败,但通过这场战争让我们认识到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尊严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左宗棠在中法战争结束后,向清政府上奏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其影响非常深远。其中关于《中法新约》的认识,关于海防建设的设想,关于台湾建省的看法一直影响到现在。

中法战争后粤商与广西边贸的发展

中法战争后，随着桂边开放通商，在对越南边区商业的发展环节上，始终主要由粤商主导，并深刻影响着桂越经贸交往与广西边区的经济开发。

中法战争后云南近代社会经济的变迁

中法战争后的三十余年间,云南出现资本主义殖民机构和经济组织,这是法英侵略云南的产物,又是云南经济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结果。在这一阶段,自然经济解体,工业文明初见端倪;近代企业在轻工业、矿业等部门产生;滇南、滇中经济发展圈形成,其经济推动力显现;交通运输改观与省际经济区域形成;近代云南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云南社会经济变迁,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乃至建国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评中法战争后期和战后的岑毓英

在拙作《评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一文中,对中法战争前期和中期的滇军统帅岑毓英(壮族)作了简要的评述。这里,本文将对中法战争后期及战后的岑毓英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临洮奏捷,岑毓英抗法建立大功 宣光战后,法军陷入首鼠两端的困境,完全处于战略防守的态势。对此,岑毓英采取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的战术。他命令滇将王永山袭击缅旺;派竹春、岑毓宝、刘永福前往柯岭截击法军;遣覃修纲、李应珍出临洮攻广威,王玉珠、汤宗政出不拔攻燕毛;饬丁槐、何秀林仍继续稳守老营,严密监视宣光城中之敌。“各路择要相机扼扎堵剿,并于沿途各村寨招附越民就地成营,坚壁清野。”

中法战争后桂越边境贸易的特点及其作用初探

广西、越南相邻 ,自古交往甚密。近代以来 ,尤其是中法战争之后 ,桂越边境贸易日渐频繁 ,双方经济交往更加密切 ,产生其自身的特点和内容。桂越边境贸易对广西边境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和作用 ,即不仅对边境圩镇的发育成长和边境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

中法战争后法国势力的渗透与云南的半殖民地化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风景秀丽,气候温和,矿产资源尤为丰富,是多民族地区,简称“滇”。早在十八世纪中期,法国殖民者便图谋这块宝地了。1883——1885年,法国发动中法战争打开了云南门户。从此,法国凭借着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断向云南渗透其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势力,致使云南半殖民地程度日益加深。中法战争,成了云南近代史上的大事。然而,目前史界对云南与中法战争之关系,尤其是对中法战争后,法国势力向云南的渗透及其影响等问题研究不多。为此,笔者尽力收集有关史料。

中法战争后西方制度文明在云南的引入和借鉴

中法战争之前,云南由于交通阻隔,信息不通,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处于封闭的封建社会中。战争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在外来的压力之下,云南政府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开始变被动为主动地引入和借鉴西方的制度文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和警察制度的引入对云南社会发展进步的影响最为深远巨大,它加快了云南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进程,是云南向西方学习成效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法战争后广西边境通商之议及其论争

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法战争前便已成为各方争论焦点,部分边省疆吏认为有碍边务,竭力谏阻,直到战后仍有不少官员视边界通商与边务筹办两不相容,其中以两广地区对广西边境设埠通商反对尤烈。两广疆臣坚持税关应设于越南,避免逼近边关,尤其不能入关设埠,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为此不惜密谋界外运动,以求进取。反对广西边境通商的人认为,通商后外国工业品的大量输入将冲击广西当地民众的生计就业,可能因边民与传教士之间冲突发生教案,不利于边防。同意广西边境通商的人认为,通商对边防有利无弊,有利于振兴中国商务,避免给法国人留下侵略口实。最终清廷执意以商务抵换界务,开放边防重镇龙州为商埠,视边吏的边务诉求不顾,广西边境通商局面最终形成。

中法战争后法国金融资本对我国的侵略

列宁指出:“金融资本是一种在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不过。

中法战争后两广边防善后与刘永福位置问题

中法战争后,入越作战清军陆续撤兵回界,筹办边防善后成为当务之急,如何妥当安置边员却令边省大吏颇感棘手。原本两广总督张之洞拟以苏元春、冯子材、唐景崧三人为核心构建战后两广边防体系,另以刘永福驻扎边界或边外牵制法军,无奈各员思虑不尽一致。刘永福的位置尤令清政府踌躇不定,最终只得匆匆将其内迁。张之洞兼顾两广的边防布局至此基本落空,遗留下的以督办大臣办理边防的局面,则成为战后二十年间粤越、桂越边务筹办的基本格局。

浅谈中法战争后龙州的经济发展状况

中法战争后,龙州作为桂越边境重镇,成为开埠通商的口岸,加速了龙州的近代化历程。本文分析了中法战争对龙州经济发展的影响,概括了中法战争后龙州经济的性质和特点,简述了国内地方建设对龙州经济的助推。

中法战争后广西边疆地区“向食夷盐”现象与盐务治理

中国长期实行食盐专卖制度,按照官方的规定,广西边疆地区属于官盐粤盐的引地。但是由于地缘关系,广西边疆地区距离盐产丰富的越南较近,出现了“向食夷盐”的现象,这在内地省份是很少见的。“向食夷盐”现象与中国的盐法制度相悖,特别是中法战争后,法国统治下的越南盐向广西边疆地区倾销及私贩,盐务治理难度增大。面对强大的法国,为维护盐利,中国对越南盐的态度有所变化,由中法战争前官方明令禁止、实则默许转变为中法战争后按章截缉、大力抵制。

中法战争时期日本舆论的中国台湾观——以《朝日新闻》为中心

1874年侵台事件发生时日本官民对中国台湾极为关注,以“番地无主”论认为日本可以在那里实行殖民统治。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国内更是大面积出现侵占中国台湾的言论。但日本舆论对中国台湾的关注在这20年间呈现出动态的起伏变化,到中法战争前期,中国台湾几乎从日本舆论的视野中消失。法军炮击基隆后,《朝日新闻》对中国台湾的关注骤然升级。该报不断跟踪报道基隆淡水等地的战况,并质疑法国对中国台湾的封锁。日本舆论普遍担忧法国可能长期侵占中国台湾,但并不赞成由日本侵占中国台湾。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朝日新闻》的相关报道中未再提及“番地无主”论,而是把中国台湾作为清的组成部分来加以观察认知。

中法战争与中越边境地区的近代化契机——以近代滇越、桂越边境贸易和交通变迁比较为例

中法战争作为一种突变性因素,使中越边境地区突破了传统的近代化由"沿海—内陆"发展递进的规律,成为滇、桂两省最早感受到近代化气息的地区。中法战争的产物——滇越铁路客观上造成云南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并由此拉开了云南早期工业化的序幕,而近代广西边境贸易的缓慢历程正说明没有现代交通运力技术的移植和使用,导致了近代桂越边境贸易"外部动力缺乏,内部动力先天不足"的局面。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法战争带给了云南和广西近代化发展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