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碳汇潜力的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考虑碳汇潜力的碳排放空间关联是促进城市群协同减排的重要基础,更是实现碳中和的有力抓手。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修正,构建兼具碳汇潜力的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和二次指派程序方法(QAP)探究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网络关联关系数、网络密度和网络关联度呈增长趋势,网络效率和网络等级度不断下降,且网络等级度在2010年后始终为0,表明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日益稠密、网络通达性较强,存在多重叠加的溢出渠道,但等级结构并不森严。基于碳汇潜力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从“双核化”向“多极化、多线程”网络形态发展,核心城市的扩散作用不断增强。此外,以抚州、宜昌、鹰潭、上饶和吉安等为代表的高碳生态承载力地区,在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中的受益关联性大于溢出关联性。②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形成四大板块,相较于板块内部成员间的碳排放空间关联效应,板块间的碳排放空间关联效应更为明显,即板块间的“碳排放转移”效应较为普遍。净溢出板块主要分布在武汉都市圈、宜荆荆都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外围城市,处于网络核心圈层位置;净受益板块主要分布在环鄱阳湖城市群东部,“碳排放避难所”效应显著。经纪人板块集中在环鄱阳湖城市群西部,板块间表现出“净溢出板块→经纪人板块→净受益板块”的碳排放传递路径,呈现出明显的“梯度转移”特征。双向溢出板块主要位于长江中游城市群西部,对净溢出和净受益板块都存在碳排放的空间溢出。研究期内,净溢出板块的成员虽然有所变化但总数保持不变,经纪人板块的成员有所增加,而净受益和双向溢出板块的成员均减少,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碳排放避难所”效应有所弱化。③地理邻近关系能够促进城市间碳排放关联关系的建立,而城市间的经济集聚程度、土地利用强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互补性,促使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随着城市间分工与协作的加强而呈现出千里“碳缘”一线牵的特点。

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与推进建议

交通一体化能促进生产要素高效流动与整合,有力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一体化发展和经济内循环顺利实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交通一体化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不仅建立完备的由铁路、公路、地铁、航空、水运等运输方式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而且在交通管理与服务方面实现一定程度的信息化与智能化。但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建设存在政府与市场配合度不高,缺乏统一的跨区域整体规划和协调机制,各种交通方式互联互通效率低下,智能交通建设落后等困难与问题。可以通过提高政府一体化建设积极性与市场参与度,破除行政壁垒,建立一体化管理协调机制,发展多式联运促进互联互通,增强交通管理与服务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等,进一步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建设,以服务区域经济内循环和城市群的整体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基于非预期超效率SBM模型和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3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9年统计数据,运用非预期超效率SBM模型,综合计算评估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率分解,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并没有实现联动发展,湖北省在地区土地利用中独自领先,湖南省和江西省既没有在内部形成聚集,且与湖北省及其周边城市也缺乏联动。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分析中,外溢性较小的地区发展因素对土地利用效率推动最大,间接反映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省际要素流动不太通畅,土地利用效率具有高度自我强化特性,现有高效利用的土地会进一步强化土地后续的高效率配置。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网络的空间格局与动态演化——基于群内和跨群双视角的实证

文章基于2006—2021年城市间联合申请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群内和跨群两个层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网络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合专利总量空间分布的“马太效应”显著,呈现低值区域包围中高值区域的“中心-外围”空间形态,区域内“一强众弱”特征明显。(2)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网络已形成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稳定“三角形”格局,但创新网络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武汉、长沙、南昌在整体网络中作为重要的创新枢纽有显著的资源辐射作用。此外,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网络具有较稳定的“核心-边缘”结构,但城市间协同创新水平总体较低,尚未形成密切的创新联系。(3)从跨群视角看,由于地理位置优势明显,现已构成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中心,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城市为主要合作对象的放射状跨群专利合作创新网络,跨群专利合作创新网络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但随着跨群网络节点增多,网络密度波动较为明显,跨群专利合作创新网络稳定性整体弱于群内专利合作创新网络。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网络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群成为推动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和增长极,创新活动由单一合作向网络化创新发展。研究利用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的发明专利合作数据构建创新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QAP回归分析对2008—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网络的演化进程和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创新网络的规模持续扩张,创新联系增长迅速,创新网络结构从以武汉、长沙为中心的“双核心”结构发展为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三核心”结构;QAP回归分析发现,地理邻近性、制度邻近性、组织邻近性和地理邻近性对创新网络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产业邻近性对创新网络表现出抑制性。

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对城市群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国内外各式冲击频繁加剧,各区域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日俱增,因而提高经济系统的抵御、调整和转型能力,即增强经济韧性成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选取长江中游城市群内27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应用改进的引力模型构建2010—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并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测算产业空间关联网络中心度特征,实证检验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的三大中心度特征对城市群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空间关联促进了城市群经济韧性的提升,并且在金融环境好、市场化程度高的城市以及非工业城市中,产业空间关联对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进而提出有助于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经济韧性水平攀升的政策建议。

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生态安全的互动关系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系统审视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生态安全的互动关系对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区位熵和模糊物元模型分别测度2010—2021年各城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和旅游生态安全,并运用PVAR模型探讨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生态安全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时间序列上,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和旅游生态安全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随时间变化不断提升,而旅游生态安全的区域差异则不断下降。空间分布上,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中高水平区占据主导地位,呈现出“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的格局;旅游生态安全呈现出以武汉市、南昌市与长沙市为主的“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生态安全存在显著的互促关系,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生态安全受自身影响最大,且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生态安全的影响远大于旅游生态安全对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Super-SMB和Tobit模型

生态效率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本文运用Super-SMB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主要城市2010—2019年的生态效率作出了量化测算,并基于Tob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其与人口密度、(以第三产业占比表示的)产业结构、政府科技支出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等四种潜在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在10年观察期内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但各城市之间差异显著;影响因素方面,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分别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呈显著和微弱的负相关关系,政府科技支出、对外开放水平则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收缩视角下黄河中游城市碳排放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收缩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现象,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当前从多维度收缩视角来探究碳排放量驱动因素的研究鲜有。据此,从人口、社会和经济三个维度构建城市收缩评价体系,利用黄河中游四省50个城市2012—2020年面板数据,基于熵值法、夜间灯光指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城市收缩对碳排放时空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①黄河中游资源型城市收缩现象最为严重,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特征。人口收缩占比最多,综合收缩最少。②碳排放总量在研究时段内从2327 Mt增长到3040 Mt,热点区域分布在鄂尔多斯市、乌海市、呼和浩特市、忻州市和朔州市;冷点区域从陕西省和河南省分散分布逐渐向河南省集聚。碳排放总量两极分化现象明显,高值区域数量少,数值大,且逐年增幅大;低值区域数量多,数值低,呈逐年降低趋势。成长型和成熟型资源城市是碳排放量的热点区域,同时城市收缩加剧了碳排放量;衰退型和再生型资源城市已经成为碳排放量的冷点区域,此时的城市收缩对碳排放量抑制作用加强。③城市收缩对于碳排放量的影响是复杂的,经济收缩对碳排放空间分异的解释力最强,人口收缩解释力最小,多数影响因素空间叠加后会产生双因子增强作用,且主导因素由人口和经济收缩转变为社会和经济收缩。可见,黄河中游城市碳排放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制定双碳行动方案时应综合考虑这些差异,进而可提出有针对性且能适应于地区发展需要的节能减排对策。

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与分布动态演进

基于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熵权法测算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差异来源和分布动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总体趋于均衡。(2)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表明:在观测期间,武汉城市圈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较为显著,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区域内差异波动下降;三大区域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均呈下降趋势;从差异来源看,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差异主要是由区域之间的超变密度构成。(3)从核密度曲线的分布特征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体和三大子区域的核密度曲线均呈现“长尾起峰”的态势,并且三大子区域内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呈扩大趋势。基于上述结论,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全力提升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内各城市应因地制宜进行数字经济的差异化和特色化产业布局,并加强数字经济产业的跨区域政策沟通和协作。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PM_(2.5)的消减效应

研究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PM_(2.5)的消减效应,有助于为城市群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撑。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为例,基于2000—2020年建成区面积数据、土地覆盖数据以及PM_(2.5)数据系统分析城市群PM_(2.5)浓度的时空演变特征,以林地、草地、耕地、湿地、水体等5种绿色基础设施为驱动因子,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中的因子探测与交互作用探测,探索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PM_(2.5)浓度的削减效应。同时,结合夜间灯光数据以及约束线方法,进一步剖析城市化水平对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的约束效应。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年均PM_(2.5)浓度在时序上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在空间上呈现由西北向东南级差化递减的分异特征。(2)2000—2020年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PM_(2.5)存在削减效应,但历年削减率均不超过4%,其中扩张区的削减效应显著高于老城区。(3)因子探测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绿色基础设施因子对PM_(2.5)浓度的解释力在老城区总体呈现出林地>草地>耕地>湿地、水体的规律,而在扩张区呈现出林地>草地>耕地、水体>湿地的规律;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林地与湿地、林地与草地、林地与水体是削减PM_(2.5)浓度较为显著的交互组合,其交互解释力在老城区与扩张区均达到0.5以上。(4)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对PM_(2.5)浓度的削减效应受到城市化水平约束,其约束线形态在老城区与扩张区均为指数型。本研究有助于在城市群尺度为以自然为本的气候解决方案(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 NCS)的落实提供依据。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网络构建、优化与协同治理

[目的]科学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网络,为跨区域生态保护和协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遵循“源地识别—阻力面构建—廊道提取”框架构建多时点生态网络,基于网络属性和人类活动进行网络评价。[结果](1)研究区生态源地面积由2000年的2.67×10^(4)km^(2)下降到2020年的2.29×10^(4)km^(2),主要分布在湖北省西北部山区、江西、湖南交界处的山脉及鄱阳湖流域等地区。生态廊道数量由69条下降为42条,总长度由1.53×10^(4)km下降到1.16×10^(4)km。研究区内生态阻力逐渐上升,网络重心由湖北省转移至湖南省,形态上由“三横两纵”的条带式分布转变为集中组团式分布。生态网络全局集程度、网络连通性均在减弱,总体上呈现结构收缩、功能减弱的变化趋势。网络周围5,15 km范围受人类活动影响最为明显。(2)在网络优化中,基于生态网络与交通网络交汇识别102个断裂点,基于源地间距离设置17个踏脚石。在生态网络5,15 km的范围设立“核心保护带”和“生态控制带”,总长1505 km。[结论]在协同治理中,省级层面上湖北、江西两省应当完善流域跨省生态补偿机制,湖南、江西两省应当强化协同机制实施中的司法保障;市级层面上针对管理重点实行差别化管控,通过规划潜在生态廊道推进市域层面协同治理。优化后的生态网络集程度由0.22提升至0.30,有效提升区域间生态连通性。

基于GTWR模型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时空异质性分析

在双碳背景下,研究中部地区城市群碳排放时空异质性特征对于促进区域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从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和地均碳排放分析碳排放的时空异质特征;运用GTWR模型探究案例区碳排放之影响因素及其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1)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总量不断增长,但增速趋缓.排放量由98152.00万t增长至132226.12万t,增长率由8.23%减缓至4.85%;2)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具有很强的空间异质性,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地均碳排放量总体均呈现为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其中环鄱阳湖城市群与前两者差异尤为显著;3)人口总量、经济发展水平、工业结构、能源消耗强度等因素对地区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作用强度同样呈现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特征.

长江中游城市群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工业发展的不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日益成为重要的趋势。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为制造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通过熵权法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指数,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化技术升级、数字化创新升级及数字化效益升级对于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基于DPSIRM模型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安全时空特征及障碍因素

[目的]客观识别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安全时空演化特征并诊断其影响因素,为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提供参考。[方法]以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市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DPSIRM模型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空间方法剖析了研究区2006—2020年生态安全时空演化特征,采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其生态安全主要障碍因素,并提出了对应提升路径。[结果](1)在2006—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市生态安全水平总体不断提升,生态安全等级存在空间差异,但总体差距不大;(2)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安全障碍度排序结果为管理因素>影响因素>压力因素>响应因素>驱动力因素>状态因素。其生态安全水平受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人均水资源量、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教育支出、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和人均GDP共同制约;(3)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安全水平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江西省中部形成高值集聚区,而在湖北省中部形成低值集聚区;(4)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市多处于临界安全等级(Ⅲ),距离整体达到安全等级(Ⅴ)状态仍有较大差距。[结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安全水平呈整体向好态势,需要多关注经济对策响应、生态资源利用以及生态制度建设管理方面,助力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安全屏障。

长江中游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该文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2009—2021年的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水平的关系,并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共同富裕水平呈波动性上升的趋势,武汉城市圈及长株潭城市群的城市优于群内其他区域的城市.另外,新型城镇化指数总体呈现出线性增长,在2009年、2013年、2017年期间空间“极化”现象显著,2021年整体差距减小.2)新型城镇化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水平亦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长沙市、武汉市的等级最高,处于较高协调阶段.3)GWR模型结果显示消费、产业结构、行政政策、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等因素在时空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时间段各因素对地区的影响强度和波动方向稍有不同.产业结构、消费及环境规制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行政政策及科技创新的正向影响稍弱,且区域间的主要动力差异明显.

基于LMDI模型的黄河中游城市群水土资源利用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水土资源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是探索黄河中游城市群水土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对科学促进黄河中游城市群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黄河中游三大城市群为例,通过运用LMDI加法模型对2010—2019年黄河中游三大城市群分别构建影响水资源消耗量变化及城市建设用地数量变化的因素分解模型,计算并比较不同驱动因素的效应值。[结果](1)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够抑制水资源消耗量的增加,而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扩大则促进其增加。(2)产业规模、经济规模及人口规模扩大对建设用地扩张存在推动作用,而城市建设用地消耗强度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抑制作用。(3)对于水资源利用量变化,黄河中游不同城市之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对于城市建设用地变化,三大城市群总效应值比较结果为关中平原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结论]基于区域差异和时间差异角度探讨黄河中游城市群水土资源利用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丰富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相关研究,为黄河中游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变与协同模式

基于2010年、2015年、2019年和2022年长江中游30个节点城市的截面数据,采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时空演变及协同模式。研究表明:2010—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逐步增强,但2022年旅游经济联系明显减弱;网络中心度分析显示,仙桃、岳阳和九江的中心度仅次于武汉、长沙和南昌,在区域内正逐渐发展成为旅游资源传输的关键中转站;凝聚子群分析显示,武汉、长沙和南昌三大城市的凝聚子群呈现出相对较弱的联系,反映出三者现有合作机制的不足。基于此,从合理规划与政策调控、优化区域旅游网络、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四个方面提出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耕地利用绿色效率动态变化

耕地利用绿色效率是考察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也是探寻区域耕地利用绿色发展路径的重要基础。基于Super-SBM模型和DEA-Malmquist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2007—2018年耕地利用绿色效率,并分析影响效率变化的主要原因。结果表明,从耕地利用绿色效率的静态结果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耕地利用绿色效率整体处于无效状态,社会效益产出不足是其效率递减的主要原因。从动态结果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耕地利用绿色效率同样存在效率损失,但存在递增趋势,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是影响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时序变化上,静态结果呈下降-回升-再下降的变化趋势;而动态结果则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V”形发展趋势。区域差异上,长江中游城市群耕地利用绿色效率静态结果和动态结果均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长江中游城市群各级政府应坚持耕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政策取向,将耕地利用绿色效率等相关评价纳入政策制定系统。

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效应研究

论文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和3个二级城市群11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部门动态面板数据,运用区位熵值法测算和分析长江中游各城市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水平和特点,并构建面板模型,利用两阶差分GMM法估计集聚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水平较低,各城市群集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集聚水平当前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关系并非线性,集聚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对经济增长起到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