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

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是目前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从现有的埃及文献以及出土于迦南和埃及两地的考古资料看,尽管奈苏蒙图石碑、索白克胡石碑和孟菲斯铭文记录了埃及在迦南的军事行动,但是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仍集中表现在贸易上。第十二王朝早期,两地的关系是通过不同路径的双边互动:黎凡特与埃及的联系是通过陆路来完成的,位于拜尼·哈桑的第3号坟墓中的壁画和来自于塞拉比特·艾尔·哈戴德采石场的铭文可以证明这一点;与此同时,出土于伊弗沙的陶器则反映了埃及与黎凡特南部的海上联系;孟菲斯铭文以及出土于达舒尔的克努霍特普坟墓铭文揭示出黎凡特北部地区更趋向于与埃及进行海上贸易。第十二王朝末期和第十三王朝时期,埃及与黎凡特南部的贸易通过出土于阿什克龙的印章和陶器得到了充分的揭示,而克努霍特普的达舒尔铭文则揭示了埃及与古王国时期的传统贸易伙伴巴比罗斯的联系,乃经过埃及第一中间期和第十二王朝早期的中断后,并于这一时期重新开启。

古代埃及中王国时期土地管理机构

古代埃及是一个农业国家,对土地进行有效管理始终是其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因此设立和组织行之有效的土地管理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古代埃及中王国时期,伴随国家政策的调整,土地办公室成为古埃及中央行政管理的核心部门之一。文章以土地管理官员的坟墓铭文、石碑铭文及纸草文书等文献为基础,进而对土地管理机构的设置、人员构成、行政等级和职责进行解析。对古埃及土地管理机构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明晰古埃及行政管理的结构,以期为古代埃及行政管理体系研究找到一个新的视角。

圣域重构——《法雍之书》与“消失的‘迷宫’”

对于古典作家而言,“东方”几乎是一个无可或缺的镜像,而埃及则在相当程度上既是整个东方想象的核心,亦是其重要的异例。在他们笔下,一座“消失的‘迷宫’”便颇为引人注目,甚至一度令古老的金字塔都相形见绌。伴随着19世纪旨在重寻克诺索斯迷宫的克里特考古勃兴,对于这座埃及典范的探索热情亦高涨起来。然而,即使皮特里等埃及学家皆相继宣称在哈瓦拉发现了这座“迷宫”,但可资确证的古埃及文献寥寥无几,在被视为古代埃及“地图”的《法雍之书》中,更似乎是全然不见这一庞大建筑群之踪影。但事实上,“迷宫”恰恰就是物质化了的《法雍之书》,而《法雍之书》也即是文本化乃至“正典化”了的“迷宫”,共同体现出中王国末期古埃及人围绕法雍地区所构建的神圣景观与世界想象,是同一理念的不同载体。由此,神圣王权、法雍地区的索贝克崇拜与整个埃及世界遂得以融为一体,重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法雍化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索贝克是统御一切信仰的信仰,不仅在世俗和现实的意义上整合着埃及各处,而且还通过法雍这一载体,将关乎世界的想象首次具象化、实体化、正典化,从而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之中。

试论古代埃及的艺术风格

绘画与雕塑、建筑不是孤立的。反对自然主义,必须要经过艺术处理,但又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古埃及艺术的平面律程式,具有高度概括力,思想超越宗教,它的艺术是健康的。古埃及艺术的正面律程式,具有庄严、肃穆、寰宇的气势,对世界艺术有重大影响。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古埃及行政区区长探究

中王国晚期,州长退出历史舞台,原有地方行政体系中的最高权力亟待再分配,一些新的官衔应运而生,行政区区长一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尽管行政区区长被视作中王国晚期的重要地方官员,但相关史料却留存较少且分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十八王朝维吉尔瑞赫米拉(Rekhmire)传记铭文中关于行政区区长职能的描述。然而,除这篇铭文外,行政区区长一职在中王国之后便消失于史料中,这说明行政区区长可能只是特定时代背景下行政管理变革的临时产物,是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的一种手段。进入新王国后,地方行政体系开始简化,管理权集中于市长,行政区区长的原有职权被拆分,这一官职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