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明儒学案》局限 建构黔中王门心学体系

黔中王门独立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一直与《明儒学案》有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本文审视了《明儒学案》对已有的黔中王门学术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方面的影响,认为目前关于黔中王门合理性的论证,仍然沿袭《明儒学案》的思路,严重阻碍了当代黔中王门心学体系建构的广度和深度。本文拟从历史与建构的辩证关系入手,充分肯定建构黔中王门的现实意义。本文主张,应当突破仅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大心学理论为基础构建心学体系的模式,要将阳明“龙场悟道”之后的言行实践作为黔中王门心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立足于当代社会传承阳明心学的时代需要和贵州文化的地方特色,跳出仅从学术和历史角度研究黔中王门的局限,提倡从实践和精神史的角度拓展阳明心学现代转换的路径,从而打开黔中王门心学体系建构的新格局。

明代黔中王门大师李渭 生平及其治学影响

李渭是黔中王门大师,一生经历了明代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个朝代,其生平经历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在思南读书,云南科举,南京求仕的青少年时期;二是为官从政,参学悟道的中年时期;三是讲学著述,教授弟子的晚年时期。他一生为学立志为圣,好学深思;虚心向道,拜访名师;兼容并蓄,学宗心学;力倡先行,笃实为仁;发明毋意,富于创见。其为官廉洁奉公,仁民爱物,忠于职守,勤政为民,操行清白,表里如一。归里后又著书立说,立言不朽;讲学传道,弘扬心学;教授弟子,惠泽后人。明神宗誉之为“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后人赞之曰“黔州道脉由公肇”。本文为《王阳明黔籍再传弟子李渭家世考述》之姊妹篇。

明代黔中王门大师李渭生平及其治学影响

李渭是黔中王门大师,一生经历了明代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个朝代,其生平经历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在思南读书,云南科举,南京求仕的青少年时期;二是为官从政,参学悟道的中年时期;三是讲学著述,教授弟子的晚年时期。他一生为学立志为圣,好学深思;虚心向道,拜访名师;兼容并蓄,学宗心学;力倡先行,笃实为仁;发明毋意,富于创见。其为官廉洁奉公,仁民爱物,忠于职守,勤政为民,操行清白,表里如一。归里后又著书立说,立言不朽;讲学传道,弘扬心学;教授弟子,惠泽后人。明神宗誉之为“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后人赞之曰“黔州道脉由公肇”。本文为《王阳明黔籍再传弟子李渭家世考述》之姊妹篇。

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深远历史影响——以黔中王门为中心视域的考察

"龙场悟道"乃是中国思想史叙事结构最值得纪念的象征性事件。它不但标志着王阳明已突破了生命磨式的大关大隘,实现了个人心性体验上的大跨度飞跃,而且也预示了全国最早的地域性心学学派——黔中王门的形成,影响后世可谓既深且远。贵州思想世界的形成与发展,实大有赖于王阳明在当地的讲学弘道活动。历代地方学者大量与心学思想有关的话语言说,已构成明显的价值与知识互动的连续性学术谱系。

《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考论——兼论“黔中王门”源流演变及其心学成就

王阳明是具有原创精神的世界级一流思想家。他在"龙场悟道"之后,揭橥心学于贵州,开创了对后世影响至深至远的阳明心学学派。黔中弟子亲炙于阳明门下,首传阳明心学,是为最早出现的阳明后学学派——黔中王门;他们数代相传,成绩斐然,遍及全省,蔚为大观。然而,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时,却漏掉了黔中王门这一重要学派。通过对黔中王门启、承、盛、衰四个时期之源流演变及其心学成就进行梳理,进而深入考证《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的三大具体原因,希望对当前阳明学和黔中王门研究提供一定帮助和启示作用。

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的书院讲学运动

贵州是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地,故贵州独得风气之先,首传阳明心学。王阳明的黔籍弟子形成了阳明后学中较早的一个学派——"黔中王门"。他们数代相传,延绵百年,覆盖全省,成就斐然,蔚为大观,在贵州掀起了几次大规模的书院讲学运动高潮,成为贵州古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前所未有的盛举。王阳明和黔中王门的书院讲学运动,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门分派与黔中王门学派之要义梳理

黄宗羲《明儒学案》从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止修、泰州等地域角度来划分阳明后学之派别,并逐一为之设立学案。立足于"平民"身份写泰州学派王艮及其后学,肇始于容肇祖《明代思想史》,之前曾有人将此派思想称作"王学左派"或"民间派儒学"。嵇文甫先生以"左派王学"为书名,影响较大。立足于学者思想倾向分派,以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为代表,论及现成派系统、归寂派系统、修证派系统、湛门派系统、批判派与复古派、东林学和刘蕺山六大系统。以上三种王学派分,各有坐标,各有特色,但均有一共同点,即不列"黔中王门学派"。但黔中王门学派之存在,历历可考,不容忽视。

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生平考述

孙应鳌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是晚明黔中王门心学大师。他的生平经历了科举求仕的青少年时期、为官各地的中年时期和归乡讲学著述的晚年时期。

黔中王门与泰州学案之思想互动

黔中王门学者孙应鳌与李渭,虽未曾与泰州学案当家人王艮有过直接交往,却受其影响颇深。但孙、李同王艮之外的泰州弟子则过往甚密:应鳌与徐樾有直接师承关系,与罗汝芳、颜山农有思想互动;李渭与汝芳既为同宦,又为挚友,李渭还与耿氏三兄弟关系密切。在黔中王门与泰州学案的思想互动中,前者既有对后者思想上的认同,亦有反思和批评,然更多的是,黔中学者在此思想互动中,既体现出勤谨笃实的学风和尤重践行的品格,亦彰显了其逆时流而动之鲜明理论特色和独有之精神气象。

黔中王门大师李渭门下弟子考录

李渭在22岁中举后,即开始讲学授徒。其后他在思南培养了众多弟子,远近问学者数以千计,今可考者十有七人,其中从学者不仅有本地人,还有远至江西等地者。如贵州思南人萧重望、熊时宪、郭宗荫、冉宗孔、安岳、安岱、李宗尧、李廷鼎、李廷谦、李廷言、罗国贤、罗廷贤、罗明贤,印江人田惟安,务川人胡学礼,江西人赖嘉谟、徐云从等,一时俊彦皆慕名至其门下,使得阳明心学传播到黔东北土家族地区,思南成为贵州阳明心学的五大重镇之一。

过化与施教——王阳明的讲学活动与黔中王门的崛起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针对大、小两种传统受众的不同,开展了一系列的讲学活动,既吸引了大量地方普通民众,化导移易了民间社会风俗,也培养了不少科考读书士子,构成了王学地域学派的中坚。贵州既是阳明的“过化”之地,也是他的“施教”之区。而黔中王门学者受阳明心学思想的沾溉,主动践行“知行合一”实践哲学精义,不仅人才群体济济兴盛,即代表人物亦卓荦特出。他们或“得阳明之和”,或“得阳明之正”,遂“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形成了全国最早的阳明学地域学派。无论分析或讨论阳明心学的地域分布状况及思想生态结构格局,还是研究或书写有明一代思想学术发展变迁历史进程,黔中王门作为崛起于边地的一大心学学派,都是必须客观正视不能绕过的重要文化现象。

黔中王门经世致用的理论与实践

在黔中王学的思想系统中,经世致用的理论颇具创造性,其集中表现于治世、治人、治教、治政及治心等方面,而尤其以治心为要道。孙应鳌提出了"以用世为本"的七项主张,成为其治教、治人、治心的典范之作而鼓动当时。以马廷锡、李渭、孙应鳌等"理学三先生"为代表的黔中王学的经世之实践,推动了黔中在嘉、隆、万年间掀起了一浪又一浪讲会高潮,形成了黔中王学五大重镇,遂与中原王学诸门的繁荣景象构成了遥相呼应之势。

黔中王门大师李渭思想初探

"黔中王门"要真正在王门后学中取得一席之地,关键问题在于思想义理的深入研究。重要代表人物李渭,其学以"仁体"为主旨,而"毋意"功夫论的提出,是为了实现"仁体"本体。同时,"毋意"论为建构与"仁体"相一致的"先行"道德实践方法论奠定了基础。李渭与同时代王门后学学者相比论学并不落伍,哲理思考并不逊色,其学说有着独特的价值。

黔中王门弟子孙应鳌研究综述

孙应鳌是王阳明在贵州的再传弟子,系黔中王门的集大成者。通过对三十余年孙应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孙应鳌提供一个文献线索和宏观视角。

黔中王门孙应鳌“仁本”心学思想探析——以《四书近语》为中心的研究

孙应鳌是王阳明第二代弟子,系黔中王门集大成者,一生著述颇丰,多达二十余种。《四书近语》是孙应鳌关于"四书学"和心学理论的代表作,在阳明后学中建立起颇具特色的"仁本"心学思想体系,包括"仁本论""求仁论""工夫论"。通过对《四书近语》一书的研究,具体探析孙应鳌"仁本"心学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在阳明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心体 工夫 境界--黔中王门孙应鳌知行说的三重向度

知是良知本体,行是良知之用。在心体纯然的状态下,心与物接,良知自然发用为行,知与行本然合一。常人因气拘物蔽,其良知心体无法完全呈现,从而导致了知与行的分离。孙应鳌认为个体通过慎独、诚意的明心工夫,可以重新回归到知行合一的本然状态,实现本然与实然的统一,进而达至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贯境界。孙应鳌对“知行并进”与“知行合一”作了区分。“知行并进”是在见闻之知向良知的转化过程上立说,“知行合一”则是在良知之体用上立说。“知行并进”中虽有良知之用,但中间夹杂“有我之私”,知与行仍分为二,二者是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关系;“知行合一”则是个体在克除私意后,实现的良知之体与良知之用的统一,是体与用的关系,其知行说的实质是体用论。

孙应鳌学术历程考论——兼论蒋信在黔中王门学术思想体系建构中的地位

对于贵州建省后首位被“海内群以名臣大儒推之”的黔中学者孙应鳌的学术渊源,自清末黎庶昌以来,学术界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认为孙应鳌是在十九岁时见到泰州王门的徐樾才开始接触心学的。然而,重新梳理历史文献却发现,孙应鳌因少年读书时没有明确的师承,所以“不立门户”而博览众家,其入手处在陈献章、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而对蒋信的学说也有所了解。因为“学遂通”,故徐樾“一见而大奇之”。入仕后,孙应鳌又在蒋信的影响下,转向“得定性求仁之学于宋大儒程纯公”。中年后“归本于学孔”,最终形成了“以求仁为宗,以尽人合天为求仁之始终,而其致功扼要在诚意慎独”的思想。孙应鳌是黔中王门的代表人物,其一生学术历程受蒋信的影响颇深,而蒋信在黔期间的讲学活动是继王阳明之后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学术输入,不仅直接培养了马廷锡、李渭、孙应鳌等黔中王门第二代弟子,更是涵养了黔中王门重视躬行实践的品性,可以说是黔中王门学术思想建构的直接指导者,在黔中王门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深入考证这一问题,对于重新思考阳明悟道前贵州的学术、黔中王门学术思想的建立以及历史地位,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代“理学名儒”孙应鳌的交游与黔中王门的建构

孙应鳌是明代黔中王门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足迹遍布近半个中国,广交阳明后学弟子,在与名儒硕学的广泛接触和交往中,不断吸收其思想精华并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同时,通过矢志不渝地践履阳明心学,积极参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最终促成了地域学术共同体——黔中王门学派的形成。

王阳明弟子徐爱“黔中之行”辩正——对阳明学术史上一个错误观点的追问与考证

在对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研究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王阳明早期著名弟子徐爱曾追随王阳明先生到达过贵州龙场,是故徐爱有一次明确无误的"黔中之行"。依据多种相关证据考察认为,徐爱"黔中之行"的观点是没有史料根据的。通过考证,追寻了产生错误的客观原因在于钱德洪编撰《王阳明年谱》时,将正德四年王阳明与席书在贵阳始论学和正德九年徐爱与黄绾等在南京论学两件事合并在一起,使人们产生了迷惑和误解;而主观方面在于后人读书马虎,不假思索,不加质疑,仅根据钱德洪的编撰就认定徐爱必然有一次"黔中之行"而作了主观臆断。对徐爱"黔中之行"的追问和考证,有助于辨正和澄清阳明学术史上一个长达四百余年的错误,可以为当前王阳明和阳明后学研究提供有益启示和一定作用。

改革开放45年来贵州阳明学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45年以来,贵州阳明学界秉承“坚守与传承”的精神,通过四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一心一意完成了一件大事,即恢复了《明儒学案》缺载的“黔中王门”,获得海内外学界的认同。此外,贵州学人不仅在全国率先出版阳明学大型刊物——《阳明学刊》,而且大力搜集、整理、出版相关阳明学文献资料和阳明学论著,并在阳明学核心概念、阳明学哲理探析、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一会一堂”“两院三中心”的局面。贵州成为中国当代阳明学研究的重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