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与东方学人——怀念日本汉学家中田勇次郎先生

顾名思义,东方学是西方人为了了解、研究东方,亦或还用来掠夺东方所建立的学问。经过三、四个世纪的历程,又从中派生出了汉学、埃及学、亚述学等分支。中国人大约是从日本人那里知道东方学的。二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去欧洲问津过东方学,不知为什么转向中古史去了。蒙文通先生也曾有过几本历史地理民族方面的专著,但生活的变迁终未使其形成大气候,还被当成『封、资、修』,惨死在『红卫兵』的刑凳上。正是在那个岁月。

中田勇次郎先生的生涯和业绩

恩师中田勇次郎先生于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四十分在京都仙逝,享年九十三岁。如果从先生享年来说可谓高寿。但是先生直至去世前,毕生的研究结晶——《读词业考》将于秋天上梓,为此而日夜校正,直到最后仍研究不息。因此,真希望上苍能再赋予他老人家此时日。九月中旬,我应邀参加澳门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行前拟拜访先生,于是给先生去了电话,师母说『先生现正在医院进行抢救,谢绝任何探望』,故未能前往。

立命館大學兩種詞學專門文庫之價值——兼説中田勇次郎、村上哲見教授治詞的“京都學風”

日本立命館大學的詞學文庫和村上文庫是該國罕見的詞學專門文庫。分别收藏中田勇次郎、村上哲見兩位詞學家的詞學藏書。這兩種文庫不但庋藏詞學相關典籍,也藏有兩位教授的手稿以及他們與中國學者交遊的書信、贈書等文獻,各有特色。兩種文庫均編有文獻目録,方便利用。從兩庫藏書,可以發現他們深受京都學派沾溉,在詞學研究中體現出京都學派的治學風格。

从唐圭璋先生的两封信看《全宋词》的编纂过程

唐圭璋先生早年致中田勇次郎先生的两封信 ,反映了唐先生编纂《全宋词》用力之勤、网罗之广、校勘之精谨以及中田先生的真诚合作 ,是近代日中学术交流的珍贵资料。

蔡邕《童幼胡根碑铭》与哀辞——论禁碑所产生的影响

笔者曾就哀辞的成立作过论述,当时,关于南阳市博物馆所藏《许阿瞿墓志》一文,曾论述如下。《许阿瞿墓志》是一篇韵文,尤其本身是以五岁幼儿为对象这一点来看,并非只是一般的墓志,正如《文章流别论》中所提示的那样,是“施于童殇夭折”的早期哀辞,……可以认定,到东汉建宁三年（170）为止,四言体的哀辞已经成立了。关于哀辞的成立时期,可推定为东汉末年这一点,已无订正的必要。然而,有些问题当时没有涉及。顾炎武的《日知录》第十九卷作文润笔一条中,有如下叙述: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实各三碑,桥元扬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

《石门颂》书法艺术之我见

《石门颂》是东汉年间(公元148)书刻于褒斜道石门西壁的一块摩崖刻石,全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是当时汉中太守王升颂扬杨孟文生前倡修褒斜道功绩的刻石.《石门颂》以其恣肆奔放、率意天真、豪迈浑穆的书法特点享誉古今中外书坛,被称为汉隶名碑、“汉三颂之首”、“隶中草书”.清人杨守敬称“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或如长枪大戟。

文房清玩史考

中田勇次郎先生,号有庐,日本京都人,书斋称心花室,生于1905年1月7日,卒于1999年10月23日。中田勇次郎的中国文化研究主要包括:词学、书法史、文房清玩、文人画与文人画论、篆刻等。其主要著作、论文收录于《中田勇次郎著作集:心花室集》(二玄社,1985)。本文〈文房清玩史考〉译自《大手前女子大学论集4》(1970),第157—193页。早在1961年,他已经编撰《文房清玩》(三卷本,二玄社),至1975年,再版《文房清玩》(五卷本,二玄社)。本篇文章已距今半世纪,今天看来虽是些通识,但中田勇次郎先生在其中透露出其个人热烈的意趣与爱好。文章纵横千载,博古通今,以文人、文房、清玩为主旨,爬梳整理,分门别类,为我们展现出一条清晰且完备的中国几千年来文人文玩发展的历史脉络,当是中田勇次郎先生的力作。译文本身涵载宏大,还需另撰文补之。需要声明的是,本文的翻译多赖毕雪飞、李勤璞两位老师的指点与鼎力相助。

李鹤云、刘正成关于吴昌硕作品考释的通信

读者苏州李鹤云先生来信,就本刊今年第一期刘正成先生的《吴昌硕作品考释七则》中的许多问题提出批评和商榷,刘正成先生为此回信。我们认为双方所论有助于该问题学术研究的深化,现一并发表,以期倡导学术批评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