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互动、身份调整与外交决策——解析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1972—1979)

中美关系从破冰、缓和到最终实现正常化历经了长达十年的曲折反复。尽管当时中美面临着共同的外部安全威胁,也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但为什么两国经历了如此长的时间才最终实现正式建交?事实上,中美仅存在共同利益基础是不够的,要实现关系正常化需要两国改变对彼此的负面认知,而这一进程只有在外交层面的关系互动中才能实现。本文借鉴国际政治关系理论探讨中美关系互动,认为正常化是外交决策中一国自我身份朝两国共同的建交目标调整的动态过程,而关系互动是身份调整的动力。以中美关系缓和为标志,两国开启了为实现建交的关系互动,美国自我身份开始趋向共同的建交目标;在尼克松晚期、福特时期和卡特早期,中美关系互动出现反复,美国身份在自我调整中偏离了建交目标;但到了卡特后期,中美关系互动深化,美国自我身份快速地从偏离建交目标走向关系正常化。探讨关系互动也有利于新时代中美澄清对彼此的认识,改变思维定式,避免误判,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提供正向推动力。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1972～1977年)

尼克松访华之后至中美建交前夕 ,大量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中国 ,使国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和了解程度极大地提高。此间国会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表明 ,台湾问题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绝大多数美国人在赞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 ,反对“抛弃”台湾。国会的对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行政部门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东盟国家对华外交战略的调整

20世纪70年代初,冷战以来形成的中美紧张关系出现缓和并走向正常化,使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开始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随着这一国际环境的改变,东盟国家过去采取的“亲美(西)反共(华)”的外交战略发生动摇。东盟国家开始重新制订对华政策,力图构建“新小国外交”的战略。文章以美国的盟国——泰国、英国的盟国——马来西亚和走“独立外交”道路的印度尼西亚为例,分析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东盟国家所造成的冲击及其各自相应做出的对华外交战略的调整。

从推动到放弃——尼克松第二任期内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政策的调整

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曾承诺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众所周知,中美关系正常化最核心的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始终坚持美国在中美建交后要与台湾地区实现"断交、废约、撤军",但美国却想在中美建交后仍然维持与台湾地区的官方往来。尼克松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足加之美国国内对此的分歧,致使1973年初尼克松认为能妥善解决的"台湾问题",直到1974年仍无法与中方就此达成共识,并最终导致尼克松在辞职前就已放弃了在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努力。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作用

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最重要的外交思想库,其政策设想一贯秉持服务于美国政府、美国国家利益的目的,并与政府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通过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建议为背景,考察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谋势与方略——周恩来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中美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值此中美建交2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为之呕心沥血、做出不朽贡献的周恩来总理。

卡特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国内学界研究述评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当前国内学界对卡特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因及其推动因素、正常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正常化期间的台湾问题以及正常化对中美两国和国际格局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部分成果仍存在着档案材料利用相对单一、内容论述同质化严重等不足。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密,这些问题的研究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

尼克松主义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美国第37任总统里查德·尼克松,在本世纪60年代末,他根据世界形势发生的变化,顺应历史的潮流,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了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被称之为“尼克松主义”。它在对外政策上作出了大的调整,即结束越南战争;同西欧、日本加强伙伴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

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毛泽东生前多次称赞邓小平＂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邓小平既深刻了解中国国情,又熟悉国外世情,他曾经集政治与军事于一身,集＂治天下＂于一身,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

中美两国在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围绕台湾问题进行了复杂的交涉与斗争,这集中反映在如何对待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上.70年代初,美国表面上放弃“两个中国”和“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认识到只有一个中国,但却不指明是“哪一个中国”.70年代末,美国出于联华抗苏的需要,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试析艾伦·惠廷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作用

为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在尼克松访华之旅前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艾伦·惠廷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在访华前提议召开对华政策听证会并提供作证人名单;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并发表文章论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在访华进行及结束后发表评论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

略论中法建交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迪与促进作用

从中法建交的首创精神、中法建交后形成的国际客观局势以及中法建交的示范效应等方面,阐述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记忆与研究:尼克松访华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正式开始。50年来,中国、美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关系的改变是促成这些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中美关系自身变化之大、变化之深刻,无论两国交往的广泛与深入,还是两国关系近期遭遇的困境,更是当时人们所难以想见的。如今,造就中美关系历史性转折的那一代人多已逝去,但他们的远见、魄力、智慧和为此付出的努力永远值得后人敬佩,他们留下的宝贵经验也值得后人汲取。

破冰之旅:邓小平决策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9年1月1日，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访美。这标志着自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7年后，东西方两个大国在观望与探询的等：待之后，终于求同存异，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这一历史性事件中，邓小平起着决策者的重要作用，深深地改变和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台湾地区问题

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霸主地位日渐削弱,在与苏联争霸中处于防御地位,美苏双方逐渐形成均势。如此形势下,美国总统尼克松深感苏联的威胁,欲利用中苏出现的矛盾,借助中国的力量,增加对付苏联的资本,借以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和自身利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科学判断世界大势,冲破意识形态束缚,抓住这一重要契机,作出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战略决策。周恩来是这一决策主要参与者,也是大量实际工作的执行者。

外交承诺与战略试探:万斯访华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共同利益基础是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核心动力,但是这一解释未能说明,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面临共同外部安全威胁、有明显共同利益的中美两国一直未能实现建交和关系正常化。事实上,两国间仅仅存在共同战略利益基础是远远不够的,稳固的战略关系是极其必要的补充。这种战略关系需要经过一系列高层级的战略试探而逐渐建立起来。通过这种战略试探,国家间可以逐渐明晰彼此的战略意图,有效传递己方真实的外交承诺信号,累积领导人乃至国家间的战略信任,从而使潜在的共同战略利益得以显现,并最终走向战略联合。而1977年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便是双方关系正常化陷入停滞阶段后较为重要的一次中美战略性试探。这次"探索之旅"促进了双方间的沟通和了解,双方围绕全球战略的磋商和双边关系问题的交锋,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双边战略对话机制的形成和延续,还澄清了相互之间的模糊认识,重新启动了停滞已久的正常化进程,为中美关系后续的加速发展和突破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

促进人文交流 夯实中美关系发展基础

中国一贯倡导扩大双方人文交流,但美国官方和政策界对推进中美人文交流的态度,展现出“大分叉”的特征。1971年4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后,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在美苏冷战格局下,乒乓球这颗小球,打破了中美交流的坚冰,为一年后的尼克松访华及至8年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打开大门。

邓小平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局势艰难地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并发生着重大变化。在此过程中，中美关系的改善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不仅是中美两国间的重大事件，更是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它深刻地影响着中、美两国间的各方面及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邓小平即是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