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超级企业遭遇地缘政治——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台积电

被誉为全球芯片“代工之王”的台积电是一家非常典型的超级企业。尽管台积电在商业上取得了重大成功,但在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却陷入了巨大的“选边困境”,不得不做出违背经济效率逻辑和比较优势原则的商业选择,从高效的集中生产转向低效的分散生产。台积电陷入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作为一家高度全球化的企业,其在技术、资本、市场和生产上高度依赖中美两大经济体。台积电既依靠美国的技术与资本支持,又依赖中国内地的市场与产业生态。近年来中美围绕半导体产业展开了激烈博弈,这使存在双重依赖关系的台积电面临着大国将经济要素“武器化”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其既不能“一边倒”,又很难“左右逢源”,只能“夹缝求生”。台积电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大国竞争如何影响一个超级企业的商业战略选择,从而在微观层面呈现了地缘政治环境塑造国际经济秩序的宏观图景。

中美战略博弈视域下中国的东北亚地缘政治风险

当今世界局势动荡,中美战略博弈持续升级,呈现出复合、立体、全方位的对峙局面。美国企图将美中关系推向“新冷战”,此举无疑给全球稳定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绷,韩国尹锡悦政府奉行“亲美媚日”政策使得中韩关系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美日同盟升级及日本参与奥库斯共同遏制中国的行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朝韩关系破裂及美日韩合作机制强化,对朝鲜形成巨大军事压力,迫使其加速核导开发,深化与俄罗斯的合作。面对复杂局面,中国需着力管控中美分歧,避免矛盾激化,加强中日韩合作,以遏制美日韩反华同盟,坚定维护中朝关系,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深化中韩政治互信,引导其回归“均衡外交”轨道。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澳同盟转型的特征、动因及影响

美澳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是美国实施地区战略的重要工具。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澳同盟的转型进程加快。从同盟针对的目标来看,美澳同盟将围绕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进行全面转型;从同盟内部关系来看,澳大利亚对美澳同盟的引导和塑造能力明显增强;从同盟性质来看,美澳同盟将从防御性同盟转型为进攻性同盟,进攻能力和威慑能力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从同盟合作范围来看,美澳同盟的综合性特征更加明显。美澳同盟转型是美国调动盟友资源、推进“印太战略”部署和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措施,同时也适应了澳大利亚缓解战略焦虑和制衡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这不仅使得两国在战略上深度捆绑,增强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力量优势,也使得澳大利亚处理对华关系难度加大,并冲击地区和平与合作的进程。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正受到中美大国间战略竞争的影响,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及美国的同盟国,其对华政策一贯受制于美国对华关系与政策、日美同盟及中美关系互动等因素。自岸田政府执政以来,在“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的指引下,日本对中国总体战略上采取竞争、防范、牵制,对华政策呈现新的战略导向: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者”;实行政治“实践”与“承诺”相割裂的模式;推动低位政治高位化;插手中国内政等。岸田政府对华政策背后存在经济、地区与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等方面的的利益认知,使其在“选边站”的天平上呈现彻底偏向美国的趋势。岸田政府对华政策将加深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裂痕,加大地区军备竞赛风险,不仅削弱了中日之间的安全互信,还恶化了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整体发展环境,对中国的战略应对提出了重大考验。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盟内部凝聚力

在地区权力加速转移的背景下,东南亚成为中美两国战略博弈的重要地缘方向。东盟的内部凝聚力是指东盟各国能否就某一议题达成政策共识,并形成东盟层面一致决策的组织向心力。文章认为,中美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将严重削弱东盟的内部凝聚力,中美竞争烈度的不断攀升可能导致东盟内部在部分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中美竞争作用于东盟共识的过程包含以下三个递进的层次:首先,中美竞争烈度的上升及两国对东盟不断加注的行为使东盟面临“选边站”的压力,东盟国家被迫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其次,由于国家实力、联盟关系、领土冲突及历史记忆对东盟国家领导人的不同作用,东盟内部在“选边站”的立场上出现严重分歧。最后,以“东盟方式”为核心的东盟决策机制无法有效弥合东盟内部的分歧,东盟在中美博弈的重要议题上陷入决策困境。东盟国家在应对南海争端、“印太战略”上的政策分歧表明,中美逐渐凸显不兼容性的竞争正在激起东盟国家内部的立场差异。未来以地区制度为中心的大国竞争可能对东盟的区域影响力造成一定影响。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中国香港的制裁:发展演变、主要特点与应对路径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近年来美国对中国香港频施制裁,这既是美国干预中国香港事务的具体方式,亦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港制裁深嵌于干预中国香港事务的具体实践之中,其使用的制裁手段多种多样,包括经济制裁,打造负面认知,炮制涉港报告,拉拢“盟友”等。这些制裁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因意识形态相异对我国进行政治施压、频繁且较大范围对个人实施制裁、取消中国香港在贸易领域的特殊地位、在制裁中表现出逆转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试探。美国对港制裁也在威胁我国国家安全、抹黑“一国两制”、阻挠国家安全法律在中国香港实施、为盟友带来“示范效应”等多方面对我国产生负面影响。我国应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从立足战略全局增强应对美国对港制裁的战略主动、树立长线思维依法划定美国涉港活动“红线”、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完善中国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治体系、针对“关键少数”落细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等方面综合着力,有效应对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港制裁。

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趋势——基于利益-综合国力分析框架

中美战略竞争发展趋势是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世界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根据中美之间的利益基础和综合国力两个关键变量,建立中美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策略的分析框架,以中美高层对话为切入点,分析过去20年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复杂态势,并研判中美战略竞争发展趋势。基本研究结论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中美两国间的利益增加,两国竞争与合作空间都在提升;美国国内资本主义及世界霸权主义本质仍会以对抗为主的战略策略挑战中国;中国是推动两国合作共赢、管控分歧的主导方,积极应对、大有作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美战略竞争与亚太中等强国的行为选择——以美国“印太战略”升级为契机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加剧,亚太地区的中等强国在多边制度框架中衍生出不同的战略行为与制度方略,以缓解体系压力和应对外部风险。本文构建以枢纽地位和秩序前景为解释变量、以选边风险为调节变量的分析框架,解释亚太中等强国在“印太”安全和经济制度体系中复杂多样的行为模式。从行为选择看,次地区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决定了中等强国的战略自主性与对抗体系压力的能力,嵌套次地区秩序在内的秩序前景在参照依赖效应下框定了其对现有地区秩序的态度,“印太”制度框架中的选边风险则调节了枢纽地位的作用强度。本文以美国“印太战略”升级为契机,通过考察韩国、澳大利亚、越南和印尼四个案例发现,这些国家在枢纽地位与秩序前景的驱动下,在“印太”安全战略中倾向于以隐性对冲规避风险、以显性制衡承担风险、以显性对冲化解风险和以隐性制衡投机风险,而在“印太”经济战略中,各国则依据对秩序前景的判断来实施制度制衡与制度对冲。明确亚太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下的行为模式,对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与周边地区秩序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美同盟转型及其区域影响

韩美同盟在军事安全、经济科技等方面正发生根本的转型。促使韩美同盟转型直接的原因主要有美国挑起的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加速实施“印太战略”,朝鲜半岛的内生变量等。韩国的地缘战略和外交路线正在由“安美经中”转向“安美经世”,从过去单纯的“美主韩从”转变为引导、利用美国为其成为所谓“全球枢纽国家”的目的服务。韩国的国家整体战略指向加速西倾,并与美国及其主要盟友伙伴走得更近,中美韩三角关系愈加失衡。美国正在借俄乌危机加快打通北约和印太两个同盟板块,促使北约对接遏制中国的使命。韩国处在东北亚棋眼的地缘位置,类似于乌克兰在欧洲的地缘区位,韩国应在“齐楚”之间寻求战略平衡。

中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背景下韩美同盟新变化与东北亚地缘安全新形势

在美国挑起中美战略竞争和俄乌冲突背景下,韩美同盟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给东北亚地缘安全形势增添了新的变数。当前,东北亚地缘安全结构逐渐失衡,正处在重塑或重组时期,由于韩国受到陆权与海权两方面势力施加的影响和冲击,拜登政府上台后韩国承受的地缘政治压力会更大。韩国尹锡悦保守政府将“强化韩美同盟”作为第一外交原则,并构建韩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在战略上,韩美同盟已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实现了对接,强化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并对北约打开了合作之门。韩美军事同盟的指向正在发生改变,已不局限于朝鲜半岛,而是开始面向东北亚、“印太”乃至全球,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地缘安全战略上,韩国应该在陆权与海权势力之间保持中立或动态平衡才是明智的选择。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韩国对华战略分析——以对冲战略为视角

国际秩序在中美战略竞争、新冠疫情蔓延、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革,中韩关系也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韩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随着政府换届、执政党轮替而出现政策摇摆变化,因此分析韩国对华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对冲战略为理论视角,从理论和政策层面上,深入分析韩国在中美竞争背景下的对华战略,韩国基于中美相对实力的变迁、不确定环境及可能产生风险的研判、国家利益的考量,经过成本-收益的综合评估确定对华采取对冲战略,提出在中美战略竞争环境下稳定中韩关系,可以进一步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在既有合作空间下拓展更广阔的领域,构建起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

中美战略竞争与国际秩序变革

在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今时代,中美两国围绕国际秩序而展开的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中美战略竞争的缘起在于中美两国不同国际秩序观的冲突,其本质是关于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力。虽然中美战略竞争的领域几乎包括国际秩序的高政治领域和低政治领域,但国际秩序变革的走向并非仅仅取决于中美两国,也取决于除中美两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普遍认同和接受。

“中美战略竞争”话语的修辞陷阱及其破解

话语并非完全中性。在特定目标指引下,行为体利用相关话语既可以让他者在新环境下形成特定偏好,也可以改变他者既有偏好,甚至还可以在不改变他者偏好的情况下限制其偏好的实现程度。面对中美互动“接触”框架已消解但还未形成新互动框架的战略现实,美国正试图借用“中美战略竞争”话语抢先型塑有利于己的两国互动新架构。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中投射了中国是“超越者”与“威胁者”两种形象。定性推理与基本数据分析表明,中美并未进入美国所宣称的“战略竞争”时期。美国提出“中美战略竞争”话语的本质是一种充满话语陷阱的战略修辞行为,目的是利用此种含有特定蕴涵的话语来软制衡中国,动员群众对自身内外政策的支持。中国不加审视地接受美国所提的“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不仅可能会给自身复兴过程带来道义成本,甚至还可能会引发外界制衡,恶化发展环境。中国应该从加强自身发展的话语权建设、切实践行“和平发展”外交话语、主动有为塑造中美关系等方面出发,积极回应美国所提的“中美战略竞争”话语。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对美政策调整

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韩国的对美政策调整呈现追随美国与追求战略自主两方面同时增强的态势。一方面,韩国加强与美国在经济、科技、价值观、安全和外交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更多介入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另一方面,韩国利用美国对韩国合作需求上升,积极扩大战略自主,但受美国制约,韩国追求战略自主的努力与加大对美合作存在内在逻辑矛盾。韩国追随美国不仅仅是美国单方面加大对韩国施压和拉拢的结果,也是韩国出于谋求战略主动、追求半岛事务主导、适当制衡中国等综合考虑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当然,韩国并非对美一边倒,韩美威胁认知和战略优先顺序的差异则制约着双方合作的深度。展望2022年韩国大选后的对美政策,其追随美国与追求战略自主的两面性仍将持续。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制度选择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自启动以来,已成为两国间制度化水平最高的双边经济沟通机制。与中美经济联委会和中美商贸联委会等既有制度安排相比,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议题范围更广,集中程度更高,双方的控制更为对称且机制的灵活性较好。运用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模型,本文考察了中美在分配问题、实施问题、不确定性、行为体权力分配问题上面临的合作难题,并且由此解释了这些难题与中美两国制度形式偏好的相关性。

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发展及其解析--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新探索

国际关系理论大多认为,国际关系史是一部大国兴衰的历史,大国兴衰及所由带来的国际格局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互动及轮替也因此成为国际关系的经典命题。中国和美国被认为是当前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中的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处理好彼此关系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关系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1世纪伊始,中美为了各自战略需要,全力打造双边战略对话机制,为建立新型双边关系构建了新的平台。本文对中美战略对话发展历程、产生原因及其对双边关系、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并认为这一机制的建立是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处理当代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积极探索。

中美战略竞争的逻辑与前景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美国经济长期低速增长,美国逐步改变了对中国的认知并几次调整对华政策,中美关系逐渐进入战略竞争阶段。中美战略竞争是美国主动挑起并不断推进对华敌视政策的结果,而根本动因在于战略预阻,即美国预先阻止出现中国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但不同时期的预阻目标和切入点有所不同。小布什时期,美国的目标是预阻中国成为美国的挑战者,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奥巴马时期,美国的目标是预阻中国继续提升影响力和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特朗普时期,美国的目标是预阻中国继续扩大影响力并挑战美国的霸权,认为中国的“软肋”是台湾问题和对美贸易依赖。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逻辑取决于两国政策互动,21世纪初美国谋求对华战略竞争但被中国的灵活政策化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也因中国积极的应对政策和有效措施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竞争使中美激烈博弈延续至今。在四种中美关系发展前景中,中美战略竞争有可能保持在可控范围或失去控制。中国的最佳目标选项是争取使之保持可控,基本思路是以我为主、实力为本、策略为重、聚焦美国、着眼世界。

越南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与应对——内稳经济、外重平衡的灵活策略

越南高度关注中美战略竞争,认为其对越南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越南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力求平衡中美关系并试图从中获取最大收益。这些措施包括不选边、利用多边机制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推动东盟中心地位建设等。未来,越南灵活的外交策略依然不会改变,寻求安定的政治环境与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目标。但是越南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国际局势多变等因素仍然是影响其有效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制条件。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

随着中国的发展,东亚单极格局逐渐转向两极格局,中美关系步入战略竞争阶段。现有研究认为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面临“双重战略困境”,将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其以往实施的对冲战略已经失效,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强硬对华政策意味着它已经选择追随美国。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与中美之间战略依赖关系的辨析发现,“双重战略困境”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上澳大利亚并不面临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战略困局,而仍然存有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通过分析东亚国际体系结构变迁以及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战略逻辑,可以发现现阶段澳大利亚最优的战略选择是“基准战略”,即以维护本国战略利益作为在特定问题中相对支持中美两国其中一方的基准,从而最大程度换取中美的战略信任和理解,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平衡。而对澳大利亚在国内层面、南太平洋和南海问题上战略行为的梳理和比较,有效证实了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现阶段东亚中小国家的战略转变以及未来东亚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

经济和能源地缘格局变化及中美战略对策

本世纪头10年世界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增长重心东移,转向东亚—南亚弧形地带,其中中国和印度成为领跑者,这一趋势将至少持续到本世纪30年代。中国和印度占世界GDP的份额分别从2000年的3.72%和1.49%上升到2010年的9.34%和2.44%。2000～2010年间世界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率为2.67%,而中国和印度则分别为11.54%和5.18%。2001～2010年间,北美、日本的石油进口量呈下降趋势,欧洲呈微弱增长态势;而同期中国石油进口量年均增长率达16.29%,印度2000～2009年间石油进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32%。2000～2010年间世界煤炭消费量年均增长率为4.84%,2010年煤炭占基础能源的30%;而中国10年间煤炭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3.21%,2010年煤炭占基础能源的70.3%。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过快、能源构成不合理的问题相当突出,必须加大对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大力调整能源结构,坚决扭转煤炭占能源构成比例持续升高的局面。与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增长重心东移相应的是中美两国战略思维的变化。美国战略重点东移、"重返亚洲"的目的是遏制中国,这不过是冷战时期围堵的老思维;但美国同时又必须与中国合作,双方的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而中国必须看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形成新的战略思维,改变发展方式,坚定不移地以改革促稳定,以结构调整保发展。